佛教对韦应物隐逸思想的影响

佛教对韦应物隐逸思想的影响

　　韦应物隐逸思想的产生与他的人生经历、性格特点等有关，其中佛教对其隐逸思想具有重要的影响。

　　韦应物是中唐前期重要诗人，以擅长山水田园诗著名，其诗“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向来陶、韦并称或王、孟、韦、柳并称。在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韦应物一生沉浮宦海三十多年，儒家济世思想在其人生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仕途的坎坷，命运的偃蹇又促成了其隐逸思想的发展。韦应物具有浓厚的隐逸思想，他生性淡泊，不慕名利，不汲汲于入世，常以隐居为乐。其隐逸思想的产生与他的人生经历、性格特点等有关，其中佛教对其隐逸思想具有重要的影响。

　　韦应物是中唐大历、贞元中深受佛教影响的诗人之一。韦应物的崇佛习佛有其深刻的社会思想根源。“唐王朝自安史之乱后，朝纲混乱，政出多门，内有宦官弄权，外有强藩割据，统治者无心治国，党同伐异，亲佞远贤。士大夫阶层在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里，一方面是要立足社会，实现自我，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独立人格，因此时常产生痛苦的心理。随着中唐佛教的发展，士大夫间普遍热心佛说，从佛教中寻找精神归宿”。反映了在时代动乱的背景下，诗人逃禅的思想倾向。

　　韦应物接受佛教思想，向往隐逸还有许多自身的原因。韦应物曾有过宫中生活的特殊经历和逍遥自在的生活，“身骑厩马引天仗，直入华清列御前”(《温泉行》)，而安史乱后已与昔日判若霄壤，“可怜蹭蹬失风波，仰天大叫无奈何”(《温泉行》)。今昔一瞬间，俨然从天堂跌入地狱，因此感到“往世如寄”(《酬郑户曹骊山感怀》)，“顽钝如锤命如纸”(《温泉行》“见话先朝如梦中”(《与村老对饮》)……战前乱后的巨大反差使他的心理很不平衡，这就需要在“精神上寻找一个支撑点，以便使虑有所定，神有所归，心有所寄，灵有所托，即获得心理的平衡”，而儒家思想一向注重治外，故注重探究心性、求得自性圆满和精神解脱的佛教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广德元年韦应物首次出仕，任洛阳丞，这时他积极性很高，克尽厥职，有着强烈的实现自我的社会意识。而当他因严格执法“扑抶军骑”而遭讼后，被迫去职，他在仕途上首次遭到沉重打击。从这一事件后，韦应物开始萌生退隐的念头。大历十年，韦应物再度出山。任京兆府功曹参军，摄高陵宰，历任鄠县、栎阳令等职，但不久又因官场黑暗不胜其烦而称疾辞归。仕途的坎坷，官场的险恶，加深了他思想深处固有的社会意识与追求自由人格不可调和矛盾。他此后闲居善福寺两年多时间，这是他与佛教关系最密切的时期。韦应物后又任滁州刺史和苏州刺史，皆被罢免。仕途的坎坷，济世理想的破灭，更加深了诗人归隐向佛之心。

　　在感情生活上，韦应物早年离家，失职流浪 ，长期宦游，抛家别子，极易产生孤独感，再加上中年丧妻，感情屡遭打击，更加感到孤苦寂寞。翻阅韦应物诗集，可以发现韦应物对诸弟、从子等韦氏晚辈的亲情思念比比皆是。韦应物的妻子大约于大历十二年去世，他们俩相敬如宾，感情甚笃，“提携属时屯，契阔忧患灾……仕公不及私，百事委令才……”(《伤逝》)，而从韦应物的悼亡诗可以看出，他始终没有续娶，可见他对亡妻感情之深厚。妻子的去世使他十分痛苦，这种孤独和痛苦或许只有乞灵于宗教方得解脱。另外，韦应物可能患有某种经常困扰人的疾病。韦应物从在洛阳时起，就在诗中多次提到了他的`病情，“身多疾病思田里”(《寄李儋元锡》)，“秋斋独卧病”(《郡斋卧疾绝句》)。生理的病痛，精神的痛苦，再加上诗人为官清廉，两袖清风，贫病交加，更使他痛苦难耐。生、老、病、死四苦乃佛教极力解脱之事，韦应物倾心向佛，这也可算作一个原因。

　　社会影响也是一个原因。韦应物19岁遭遇“安史之乱”，47岁时又有“京师兵乱”(《寄诸弟》小序)，面对动乱悲惨的世界，他不禁为人生的残酷而震惊，为民生的痛苦而悲哀。诗人虽然为官清正，关心民瘼，但面对遭受自然灾害打击，忍受苛政压迫，不堪重压而流离失所的百姓，他常常为他们的凄惨命运而悲哀，为不能解民于倒悬而痛苦，所有这些都使诗人思想受到震动，精神受到打击，形成内心的孤独和寂寞，这就需要有一个精神的避难所。

　　而佛教正可以帮助人们解脱这些痛苦。《金刚经》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金刚经》的要旨，就是要人们抛却苦恼，心无外物，不要执着。而禅宗则主张“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度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即主张人心应当像一面镜子，只是平静地反映外物，如风过竹而竹不留声一样，不要注入任何感情。韦应物为减轻痛苦常常参禅悟道，以求解脱：“悟澹将遣虑，学空庶遗境”(《夏日》)，“盥漱忻景清，焚香澄神虑”(《晓坐西斋》)。佛教给他提供了一个精神的避难所并渗透到他的生活习惯、人生态度和诗歌创作等方面。

　　据统计，韦应物的诗作中涉及游览寺庙、留居寺院、与僧人交往酬答之作近七十首。他在罢任洛阳丞、栎阳令和苏州刺史之后，都选择了寺庙(分别是同德寺、善福寺、永定寺)作为自己的闲居之地。韦应物还广交佛教僧侣，其中有皎然、法朗等十多位精于禅理和诗学的高僧，这此均可看出佛家与其生活关系之密切。“朝与诗人赏，夜携禅客入”(《花经》)，“初夏息众缘，双林对禅客”(《李博士弟以余罢官居同德精舍共有伊陆名山之期久而未去枉诗见问中云宋生昔登览末去那能顾蓬芘直寄鄙怀聊以为答》);“释子来问讯，诗人亦扣关”(《移疾会诗客元生与释子法朗因贻诸祠曹》)等诗句均反映出韦应物与禅师过往的密切。在生活习惯上，韦应物有斋戒淡食、焚香坐禅之习，“道场斋戒今初服，人事荤膻已觉非”(《紫阁东林居士叔缄赐松英丸捧对欣喜盖非尘侣之所当服辄献诗代启》)，“虽居世网常清争，夜对高僧无一言”(《县内闲居赠温公》)。据李肇《国史补》载：“韦应物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亦可见一斑。

　　韦应物对佛教的笃信形成了其淡泊闲适的心境和纵情山水的情趣。在盛中唐流行的北宗禅法主张通过“凝心入静”的观照冥想，从而进入摆脱杂虑消除烦恼的最高境界——寂然界，故盛中唐近禅的诗人大都喜好清净之境。这种避世主义哲学，为崇尚者提供了一种心灵解脱的方式。“禅宗所提倡的这种超尘脱俗的哲学和清静淡泊的审美趣味越来越多地为盛中唐习禅的诗人所接受，而韦应物具有的淡泊的道心亦与禅师所谓的道人之心意趣相同。”韦应物亦爱山水，他自称“所爱唯山水，到此即淹留”(《游西山》)，“唯闻山鸟啼，爱此林下宿(《行宽禅师院》)。可以说，韦应物对山水的兴趣是与接受禅宗思想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