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有志于天下的启示

范仲淹有志于天下的启示

　　导语：《范仲淹有志于天下》是北宋时期欧阳修特意为范仲淹写的一篇散文，文章出自《宋名臣言行录》，讲述了范仲淹的励志故事。以下是小编整理范仲淹有志于天下的启示的资料，欢迎阅读参考。

　　启示：

　　范仲淹在两岁的时候因为夫亲去世，他的母亲改嫁，他不得不跟他的母亲远离家乡。在他长大之后，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于是就离开母亲到应天府学习。他学习很刻苦。五年读书的日子里，他几乎都是和衣而睡，有时候晚上学习学得很累了，他就用冷水来洗脸。他的生活很困难，经常是填不饱肚子的。但是他精通诗书，并且树立了要为治理国家而奋斗的理想。他觉得自己应该在天下人都忧愁之前就忧愁，而在天下人都得到生活的享受之后他才享受。从范仲淹的学习态度我们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如果要把学习搞好，就需要非常勤奋。如果要想成为一名好官员，就必须要替老百姓着想，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地为劳动人民服务。

　　中心思想：

　　范仲淹他刻苦学习、逆境成才的经历。这也正是他能成为刚直不阿、体恤民情、为政清廉的忠臣的原因。也唯有这样的人才能抒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叹。而最后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出自于《岳阳楼记》，不仅揭示主题，还点明中心，抒发了范仲淹伟大的爱国情怀。

　　拓展：范仲淹的故事

　　庆历三年四月，宋夏局势刚刚和缓，宋仁宗便将范仲淹调回东京，升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道主持朝政。当时，北宋的官僚机构越来越臃肿，而行政效率越来越低，军队数量不断增加，但内忧外患不时爆发，百姓负担十分沉重，国家财政却入不敷出。不少有远见的人担心封建国家的命运，连连上疏要求宋仁宗进行改革，在严重的危机面前，宋仁宗三番五次召见范仲淹等人，赐给他亲笔写的诏书催促说：“你们为国尽心，不必有什么顾虑，凡是急需改革的事，赶快提出来。”并且叫人打开宫中的天章阁，在条案摆好纸笔，督促他们立即写出改革方案。范仲淹一贯主张改革，以治理天下为己任。早在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就曾洋洋万言上书朝廷，提出一系列提议：选择贤明的人作州郡长官，举荐有成绩的人当县令，排除社会上的游散懒惰势力，裁汰冗员并取缔过度侈费，严密选举制度，培育将帅以加强边防等。之后他又经常上书，分析民间利病和朝政得失。此刻他更觉得责无旁贷，但他又深知积重难返，他对人说：“皇上对待我，真够信任的了。可是，事情总有个先后缓急；以往长期安定局面中积累的弊病，决非一朝一夕所能革除呵！”然而国家的危机如此严重，皇上求治如此心切，时间是耽搁不起的，于是范仲淹

　　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它的`主要资料是：

　　（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二）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当时，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仅增加了国家开支，并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xx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研究，应当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当改革科举考试资料，把原先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能够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四）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提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财政区划）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经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提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能够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提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穷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提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能够节省给养之费。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执行。

　　（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九）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能够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十）减徭役。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级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困扰而忧愁了。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庆历三年（1043年）底，范仲淹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按察使去各路检查官吏善恶。他坐镇中央，每当得到按察使的报告，就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把不称职者的名字勾掉。枢密副使富弼平时对范仲淹十分尊敬，这时见他毫不留情地罢免了一个又一个官员，不免有点担心，从旁劝止说：“您一笔勾掉很容易，可是这一笔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器呀！”范仲淹听了，用笔点着贪官的名字愤慨地说：“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

　　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虫被除了名，一批干才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办事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有所改善，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开始有了起色。朝廷上许多正直的官员纷纷赋诗，赞扬新政，人们围观着改革诏令，交口称赞。可是，这场改革直接触犯了封建腐朽势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他们对此恨之入骨，随着新政推行逐渐损害他们的利益，便集结在一齐攻击新政。他们诬蔑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结交朋党，他们并串通宦官不断到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树党羽的谗言。曾作过西北统帅的夏辣，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宰相吕夷简告病退休时，他满心以为凭自己的资历能够接替宰相职位，没料想在石介、欧阳修的评击下，非但没有当上宰相，连枢密使的官职也丢了。他恼羞成怒，蓄意报复。于是他让家里的一个使女天天临摹石介的手迹，等到写得到石介亲笔字一模一样了，便伪造出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密信，信里说要废掉仁宗。夏辣到处张扬，诬陷改革派阴谋另立皇帝。于是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到庆历五年初，一年前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最终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坚持了一年零4个月的订历新政最终失败。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贬到邓州，之后又辗转于杭州、青州，皇佑四年（1052年），他调往颍州（今安徽阜阳），走到出生地徐州，不幸病逝，终年64岁。遗著有《文集》二十卷，《别集》五卷（今本四卷）；《奏议》十七卷，《政府论事》三卷（今本为《奏议》二卷）；《尺牍》五卷（今本三卷）；另有《文集补编》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