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及第后的故事

范仲淹及第后的故事

　　范仲淹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军事家，政治上刚正不阿，曾经力排众议，领导改革。文学上，文风清正，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和小编一起来看看下文关于范仲淹及第后的故事 ，欢迎借鉴！

　　故事内容

　　范仲淹意志坚定，他的一生就像是陡峭悬崖上的小草，于逆境中生长，一往无前。

　　范仲淹年仅两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母亲谢氏带着他改嫁给了一位朱姓人家。朱家是当地富户，范仲淹原本生活无忧，但是他为了磨砺自己，一心求学，于是离家寄居附近长白山上的醴泉寺读书。早起晚睡，一心学习，给寺庙里的僧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寺庙中生活清寒，住的没有家里好，吃的也不怎么样。那时候的范仲淹，比之穷苦人家的孩子更惨。每天只煮一碗稠粥，将粥放凉之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着咸菜和醋汁进食。一日两餐，一餐只两块凉粥，这种日子还是很难想象的。

　　大中祥符四年，范仲淹来到睢阳应天府书院读书。在书院中就读期间，也专心向学，追求精神上的满足。

　　那时候他有一个同学，是南京留守的儿子，家庭条件很好。看见范仲淹每天咸菜稀饭的，就给他送了些饭菜。范仲淹虽然接受，但是饭菜都放馊了也不会吃。那位同学对此就十分生气，自己好心好意，却被范仲淹如此糟蹋。

　　有一次那同学就问范仲淹为何如此，范仲淹先是道了谢意，随后表示。若是吃了这一顿好酒好菜，日后自己又如何能接受粗食杂粮呢？听了这番话，大家都对范仲淹很佩服。

　　大中祥符七年，范仲淹高中进士，不仅开始了自己四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也开始了一段坎坷艰难的官途。范仲淹在为官之时，基本就是升贬升贬，再升再贬的节奏。

　　及第之后，范仲淹先为司理参军，后迁泰州海陵西溪镇盐仓监官。当地不仅荒凉，而且还长期风浪海啸之灾。范仲淹提议修建堤坝，随后发动人力物力实践。然而这项工程却并不简单，先是遇暴雪天气，后又遇大海潮，吞噬百名民工性命。在一片反对声中，范仲淹固执己见，最终凭借自己的坚持完成了这项利民工程。

　　天圣四年，生母谢氏病逝，范仲淹回乡服丧。丧期满之后，经晏殊推荐荣升秘阁校理。这个职位，相当于皇帝的文学侍从，靠近皇帝的职位，都是很有前途的。

　　范仲淹若是老实待着，将来肯定会受到重用。但是他却发现了一些政治内幕，虽然宋仁宗已经二十多岁，朝政大权却被刘太后把持。面对此景，他直言上谏，最终因为触怒刘太后被贬河中府通判。

　　三年之后刘太后去世，范仲淹被宋仁宗召回右司谏，也就是言官。戴上言官的帽子之后，范仲淹进谏越发无惧。宋仁宗时期发生废后事件，宠爱尚美人和杨美人的宋仁宗，因被郭后顶撞而下令废后。

　　面对宋仁宗的坚持，大臣们都不敢多说。这个时候又是范仲淹站出来，不顾妻子好友的劝谏，反对废后。如此自然触怒皇帝，再次被贬离京。

　　后来移知苏州，因为治水有功，范仲淹再次调回京师。经历两次贬谪，范仲淹若是圆滑一点，就该老实待着，但是他并没有。

　　那个时候，丞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导致朝败不堪。别人都摄于吕夷简的威势避让，偏偏范仲淹每次都毫无惧色的对上吕夷简。最后别吕夷简构陷，再次外调。后来西夏崛起，范仲淹被调镇守边疆，开始了自己风吹日晒的兵戎生涯。

　　西北局面稍稍转危为安，面对常年对峙对国家的破坏，范仲淹又接受宋仁宗进行整治改革的命令。他与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总结自己从政二十多年的经验，上《答手诏条陈十事》。

　　改革，古来有之。但是在中国，要进行改革却困难重重。范仲淹此次改革自然也一样，遇到了许多挫折和阻力，最终失败。而改革失败的范仲淹，外放为那州知州。

　　年老之时，范仲淹积蓄已尽，最后在贫病交困中离世。

　　人物介绍

　　范仲淹（989年10月1日－1052年6月19日），字希文。祖籍邠州，后移居苏州吴县（今属江苏苏州）。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

　　范仲淹幼年丧父，因母谢夫人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权知开封府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宋夏战争爆发后，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的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对宋夏议和起到促进作用。西北边事稍宁后，宋仁宗召范仲淹回朝，授枢密副使。后拜参知政事，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发起“庆历新政”，推行改革。不久后新政受挫，范仲淹自请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皇祐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在扶疾上任的途中逝世，享年六十四岁。宋仁宗亲书其碑额为“褒贤之碑”。后累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至清代以后，相继从祀于孔庙及历代帝王庙。

　　范仲淹文武兼备、智谋过人，无论在朝主政、出帅戍边，均系国之安危、时之重望于一身。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其文学成就也较为突出。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有《范文正公文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