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和白居易现实型作品的异同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杜甫和白居易现实型作品的异同,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杜甫和白居易均是唐代颇负盛名的大诗人,他们创作了许多反映民生疾苦的现实型作……
杜甫和白居易现实型作品的异同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杜甫和白居易现实型作品的异同,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杜甫和白居易均是唐代颇负盛名的大诗人,他们创作了许多反映民生疾苦的现实型作品。
作为唐代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两大诗人,杜甫和白居易向往步入仕途,辅佐天子,造福百姓。尽管二人遭遇不同,但这种思想却无意中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的指导思想,进而两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应运而生。在现实型作品中,杜甫以“三吏”、“三别”闻名,白居易凭《新乐府》、《秦中吟》享誉;杜甫书《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白居易有《观刈麦》、《与元九书》。二人的作品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细细品读,各有千秋。
一、相同之处
1.善用对比。
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白居易在《卖炭翁》中云:“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两句均是感天动地的惊世绝唱,均是我国现实主义作品宝库中的精华之句。先看杜甫的描写:富贵人家丰衣足食,贫寒百姓饿死街头,这一对比鲜明而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阶级之间尖锐的矛盾。再看白居易的描写:卖炭翁的衣单与天寒形成对比,而卖炭翁的愿望与现实更形成对比。天寒而老翁衣单,不可。天不寒则老翁炭贱,也不可。社会硬生生把卖炭翁逼上了绝路。在二人的其他作品中,对比也十分常见。杜甫的《石壕吏》中,征兵者的暴戾和百姓的悲苦是对比;《新婚别》中,本应有的新婚燕尔和战争离别是对比;《垂老别》中,本应是安享晚年的老人和被迫奔赴战场是对比。部部作品读来如泣如诉,感人至深。白居易的《新乐府》和《秦中吟》中,多见官宦人家与平常百姓的对比,这种对比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说服力,难怪会出现“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则握军要者切齿矣”的局面。
2.融抒情于叙事。
既然为现实型作品,必然少不了对客观现实的叙述与描写,而杜甫和白居易的现实型作品,全不是单纯地叙述描写,而是融抒情于叙事,叙事和抒情相结合。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尾,“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既是呼吁,更是抒情,抒博爱、同情天下寒士之情,是前文描写茅屋破败后情感的自然流露。前文的“冷似铁”、“踏里裂”,正是融入主观情感的描写。这种写作手法使得描写更加饱满,使得抒情有依据,二者相辅相成,使得诗作更具有艺术感染力。白居易的《观刈麦》尾,“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是抒情句,是前文的升华。而对夏日刈麦的劳动人民的描写中也渗透着同情、关爱之意。
3.以小见大。
对于杜甫来说,从宏观上把握安史之乱带给人民的灾难是十分困难的,他无法统计出有多少家庭支离破碎,多少人民死于战火。因而他选择了记录一个又一个生活片段,描写典型的人物生活。在后人看来,读杜甫的这类诗作就能推出当时的社会现实。杜甫的这种手法就是以小见大。同样的,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乱之后的唐德宗、唐宪宗时代。当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激化,土地与赋税问题十分严重,统治阶级不顾人民死活,肆无忌惮地从事兼并、征敛,将农民置于破产境地。朝廷内部,宦官逐渐掌握朝廷生杀大权,而封建官僚的竞争尤其激烈[1]。白居易作讽喻诗,目的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他秉承和杜甫一样以小见大的手法,写下《轻肥》、《歌舞》、《买花》等,以官宦的生活片段作突破口,以小见大,为民请命。而属于《新乐府》的《杜陵叟》和《卖炭翁》,都是以一人写千万人,他们就是千千万万贫苦百姓中最普通的一个。
4.采取主人公自述的方式。
在杜甫和白居易的现实型作品中,创造出了一些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兵车行》中被征发的士卒,《石壕吏》中哭诉的老妪,他们的自述让作品多了一份说服力和感染力。同样,白居易笔下的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卖炭翁,均向读者倾诉生平遭遇,引人怜悯。对于这些抒情主人公的肖像、服饰的刻画,都细致入微。
二、不同之处
1.杜诗精巧,白诗通俗。
在诗歌创作上,杜甫曾云:“语不惊人死不休。”提倡炼字炼句,刻画细致。不仅体现在他的律诗上,还体现在他的现实型作品上。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四句运用扇面对,极写贵族生活之奢华。《新安吏》中,“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白水东流象征应征的男子向东出发,一去不返;青山啼哭拟人,似乎也知离别之苦[2]。二句对悲苦气氛进行了极致渲染。《垂老别》中,“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惊天地泣鬼神。“腥”字调动了读者的嗅觉,同时触动了读者的心灵。“丹”字让士卒的血染红整个山川平原的惨烈跃然于纸上。
白居易尚通俗。释惠洪的《冷斋夜话》中写道: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3]这种通俗风在他的现实型作品中也有反映。从《卖炭翁》来看,“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语言平实通俗,初读便能读懂其意,与今天的白话文相差无几。又如《轻肥》中对宦官生活的描写,言简意赅。但通俗不是无艺术高度,通俗是白居易的艺术特色。
2.杜诗自然,白诗拘谨。
从两人现实型作品的创作动机来看,杜为抒怀,白为讽谏。杜甫是情感的自然流露,白居易是先有讽谏的目的而后创作诗歌,因而很容易看到两个人的不同。白居易和杜甫的不同处正在于他出之以理念,将“为君”作为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狭窄的路途[4]。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八月的狂风吹走杜甫茅屋的茅草,茅草乱扬、孩童抱茅之后,杜甫开始叹息生活的艰苦。然而这种感情在杜甫博爱情怀下即刻转成对天下寒士的同情,这一系列情感的变化是十分自然的。从他著名的“三吏”、“三别”来看,更是缘事而发,眼见之事触动心灵悲愤之情不可不发的结果。杜甫不是谏官,更像为自身写作。对于白居易而言,《新乐府》、《秦中吟》作于元和四年至元和十年这一时期,此时他身为父母官,尤其是任左拾遗的元和三年至元和五年,本应进谏。他在《新乐府序》中说道:“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时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因为所作诗歌免不了概念化色彩。如同为《秦中吟》的《轻肥》和《歌舞》,均用大段篇幅铺陈权贵的享乐生活,最后两句与前文形成惨烈对比。
杜甫和白居易的现实型诗歌在当时和现在都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白居易,“非乐天诗,几于与草木俱腐。乾道二年,历阳陆同为望江令,得其诗于淮阴,王廉清为刊板而致之郡库,但无《祈雨文》也”[5]。重读二人的现实诗,寄予百姓同情之余也为诗人关心时弊、心系百姓的品德所打动。二人的异同,随着对二人现实型作品研究的深入,定会更明确地展现出来。
拓展阅读:白居易和杜甫之间的故事
白居易与杜甫,一个是“诗魔”,一个是“诗圣”;一个是北斗,一个是泰山,都各自在所擅长的诗歌领域为人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按理来说,他们都不会做出抄袭别人作品的.事,毕竟抄袭是属于技不如人之辈的专利。可白居易居然就真的那么干了,他抄袭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杜甫。诸位如果不信,请看实例。
杜甫在《漫成二首》里吟:“眼前无俗物,多病也身轻。”白居易《仲夏斋居偶题八韵寄微之及崔湖州》:“眼前无俗物,身外即僧居。”
杜甫在《曲江二首·其二》里感慨:“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白居易《感秋咏意》:“旧语相传聊滋味,世间七十古来稀。”
杜甫在《醉时歌(赠广文馆博士郑虔)》里唱:“甲第纷纷厌梁肉,广文先生饭不足。”白居易《春寒》:“靖节先生樽长空,广文先生饭不足。”
从以上可以看出,白抄杜的诗句,几乎是一字不差的照抄。那么,白居易为什么要抄呢?照我想来,无非是以下几点:
一、杜甫比白居易大了六十岁,在他去世后两年,白居易才出生,白居易抄他的诗,可以不必担心正主儿找麻烦。
二、杜甫说:“语不惊人死不休!”在诗歌的遣词造句上,他老人家可以说是已经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白居易不抄就心痒难搔。所以抄!
三、杜甫这几句诗的思想、情感、意境、内容正好与白居易做那几首诗时的情形相仿,所以他信手抄来。
四、杜甫的这几句诗都不太有名和重要,抄了也没人关注,所以白居易抄。
五、白居易的确是太佩服太佩服杜甫了,所以抄他几句小诗向前辈致敬!
六、这一点是我认为最接近事实真相的一点。古时信息不发达,杜甫所作的这几句诗不为人所知,而古代只有极少人能得到接触知识的机会,白居易仗着自己手头上资料的方便,把杜的诗神不知鬼不觉地据为己有。这一假设如果成立的话,估计此时的白居易就再也躺不安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