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规》是“天下第一规”

《弟子规》是“天下第一规”

　　引导语：《弟子规》是“人生第一规”，以简要详明的语言涵盖了古圣先贤所概括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人伦大道;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学问功夫: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世态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待人原则等等，不仅孩子需要学习，大人也需要补习，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弟子规》是“天下第一规”相关资料，欢迎大家阅读与学习。

　　《弟子规》的详解

　　人一出生面对的就是家庭关系，《弟子规》正是中国传统家规、家训、家法、家教的集大成者。

　　古语言: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可是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多少家庭是用家规来教导儿女的呢？正是因为家庭教育的缺失，导致了儿女教育出现了严重问题。从家庭开始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合理性，是因为，人从一出生开始，首先面对的就是家庭关系，正是在家庭之中，孩子从父母、特别是母亲身上，学会了如何处理好这些基本的伦理关系。因此，古语讲，“闺阃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的确，如果一个孩子在家里接受了母亲的言传身教的影响，知道如何去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与人和睦相处，形成了谦恭有礼、严谨诚信的待人接物的态度，培养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品德，走上社会之后才知道如何与朋友、同事乃至于陌生人和谐交往。

　　正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一直重视从家庭开始就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因此流传下来了很多家规、家训，如《颜氏家训》《了凡四训》《朱子治家格言》等。而由清朝的李毓秀根据古圣先贤的教导编写而成的《弟子规》，正是中国传统家规、家训、家法、家教的集大成者，被誉为“人生第一规”。《弟子规》仅1080个字，360句，内容分为入则孝、出则悌、谨、信、爱众、亲仁、余力学文等七个部分，言简意赅地把一个人一生立身处事、待人接物的态度和礼仪概括地淋漓尽致。可以说，古人修身、齐家、治国、维护和平的教育总纲，全部体现在《弟子规》的教学中。有人把《弟子规》比作“人生的交通规则”:如果开车不守交通规则，就会发生交通事故;做人如果不学习力行《弟子规》，就会导致人伦关系的紊乱和人际交往的冲突。

　　《大学》中说:“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弟子规》中特别强调了教育以及道德教育的先后次序问题，其编写次序是中国古人教育经验的总结，符合教育的规律。《弟子规》强调:“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这就强调了教育的先后次序一定是首先学做人，后学做事，也就是先培养德行，后学习知识、技能，也就是《三字经》上说的“首孝悌，次见闻”。

　　《弟子规》的这句话还强调，道德教育同样也是有先后次序的，那就是“百善孝为先”，即从对父母的孝心开始，培养起一个人“泛爱众”的能力。这是因为，孝的教育，培养的是人的一种恩义、情义的情感。如果恩义、情义的处世原则培养不起来，就会形成一种以利害为取舍的处事原则，这样的人往往就会做出见利忘义或忘恩负义的事情来。而且，把孝作为仁之本，“爱人”首先从爱父母做起，然后爱其族人、爱其长上、爱其民族、爱其国家。这种推己及人的自然亲情，符合人的认识与情感发展的规律，易于为人们所接受。试想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不敬爱的人，怎么可能让他真心实意地去爱他人、爱民族、爱国家呢？而孝不仅仅是养父母之身，还要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养父母之慧。《弟子规》上说:“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一个时时想到不让父母蒙羞的小子，自然不会贪腐收人贿赂、违法乱纪。所以《孝经》也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父母培养儿女，是希望儿女能够成为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人，所以当儿女在竭心尽智地为人民服务、为国尽忠的时候，就是在尽更高层次的孝。而一旦儿女能够真切地体会到自己父母的不易，也能够设身处地体会到他人父母的不易，进而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所以大孝是能孝天下之父母。孔子的弟子有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孝经》上也讲:“长幼顺，故上下治”。可见，“孝心一开，百善皆开”，孝的教育是维持良好社会伦理秩序的根本。而当代西方国家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法治相对健全的情况下，仍然出现了犯罪率激增、少年犯年龄下降等现象，无疑与夫妻关系失调、家庭崩溃、父子失教的状况有关。

　　有一个孩子学了一段时间的《弟子规》之后分享说:“我在学了《弟子规》之后才知道为人要孝敬父母。”这句话发人深省。我们经常说:“你不知道为人要孝敬父母吗？”但是仔细想想，现在的孩子从哪里能学到孝敬父母呢？中国古代传统社会都是大家庭，孩子从他父母对待长辈的态度上就学到了孝敬父母，到学校，老师教给他的第一堂课就是如何孝敬父母。所以他从小就知道为人要孝敬父母。但是现在的孩子基本上生活在三口之家。父母偶尔带着孩子回祖父母家一趟，到了那里大吃大喝一通，留下的是杯盘狼藉让父母去收拾。所以这个孩子从哪里能学到孝敬父母呢？

　　另一个孩子说:“在没有学习《弟子规》之前，我每一天所想到的就是如何去谋害父母。”他的母亲坐在下面听得眼泪唰唰地流。因为平时她说起儿子的时候是一脸的骄傲:“我这个儿子特别地聪明，奥数竞赛一等奖，不仅如此，还多才多艺，弹钢琴获得国家的几级证书。”但是没有想到，一个在父母心中如此出色的孩子，却说出了这样一段让父母伤心的话。这就是《弟子规》上所说的:“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如果没有从《弟子规》开始，培养起孩子孝亲尊师、谦恭有礼的品质，反而让孩子学了很多的知识何技能，结果是学得越多，就越傲慢;学得越多，就越不把父母老师放在眼里。

　　可见，“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无规矩不成方圆”。《弟子规》作为人生第一规，以简要详明的语言涵盖了古圣先贤所概括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人伦大道;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学问功夫: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世态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待人原则等等，不仅孩子需要学习，大人也需要补习;不仅家庭需要学习，企业、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都需要学习。因为这些内容是古圣先贤真实智慧的流露，是经过大浪淘沙的结果，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价值，不仅在古代适用，在今天也适用;不仅在中国适用，在外国也适用。

　　《弟子规》究竟是本什么书

　　首先，《弟子规》不是国学经典。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最初由清代康熙年间的秀才李毓秀(1647-1729)编纂，后经清代贾存仁修订，改名《弟子规》。虽然后人将《弟子规》与“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相提并论，实际上《弟子规》不是一般童蒙读物，其内容主要参考了宋代理学家朱熹所编纂的《小学》、《童蒙须知》。朱熹根据童蒙养正的宗旨，摘录儒家典籍中有关道德礼仪的句子、名人治家教子的格言等，重新汇编，罗列为具体条规。《童蒙须知》开篇就说明:“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今逐目条列，名曰‘童蒙须知’。”《弟子规》中所列举的各种具体规矩就吸纳了上述内容，如“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之类，属于朱熹所谓“衣服冠履”方面;“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之类，属于朱熹所谓“读书写文字”方面。

　　朱熹一派的理学家先后对《小学》《童蒙须知》进行改编，曾采用过五言(陈淳《小学诗礼》)、三言(李毓秀《弟子规》)及四言(罗泽南《小学韵语》)等韵语形式，删减或裁剪原文的语句，使儿童便于诵读记忆。当时的改编者和私塾教师自然清楚这些童蒙读物的内容来源，不会将片段的韵语称为经典本身，否则就不会一再加以改编了。今天的学者也不妨从儒家经典中取其精华，编写新的“小学”读本，或者对《弟子规》稍加改编。但有人说《弟子规》一字不能改，否则就不是国学经典了，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其次，《弟子规》并非必读的儒家经典。

　　古代教育对小学、大学有明确区分，所谓小学属于八岁开始的“童蒙之学”，主要学习的是为人弟子在言行举止方面的规矩，而十五岁时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元代人程瑞礼规定私塾读书的日程是，自八岁入学之后，先读朱熹《小学》;在十五岁后“依朱子法读《四书》注”。这种阅读顺序，早在宋人编纂的《三字经》中已有说明:“唯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然后读《孝经》、读“五经”等。晚清理学家罗泽南的《小学韵语》也写到:“《小学》一书，做人样子，儿曹诵读，当自此始。《小学》既终，四书宜知，四子之书，五经阶梯。”如果说朱熹所阅读的儒家经典是原文本，其《小学》是对儒家经典的摘录和汇编，而后人参考朱熹《小学》而改编的童蒙读物，已经是第三层次了。所以，《弟子规》本身只是一种童蒙读物，或者说是儒家通俗读本，而不能称之为儒家经典。

　　晚清民国时期，在政治制度、文化思想、教育体系根本变革的大背景下，关于中小学生是否应该读经的问题，曾经有过多次论争。1904年初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中小学堂皆设读经讲经科，初等小学堂讲授《孝经》、《四书》、《礼记》节本，其中并无《弟子规》。1912年初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1935年关于中小学是否应该读经再次引发论争。无论争论各方的观点如何，所谓读经都是指儒家经典而言，传统的童蒙读物是不在其列的。同样，关于“国学”是什么，是否应该提倡国学，学术界也有过争论。1923年初胡适、梁启超相继为留学生开列了“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其中所列举的都是中国文史方面的典籍，根本不可能杂入通俗浅近的童蒙读物。那一时期出版的数十种“国学概论”中也没有《弟子规》的位置。由此来看，在当今的“国学”热潮中，出版社将《弟子规》等童蒙读物一律冠之以“经典”、“国学”，甚至加上“不能不读”的标签，是缺少历史依据的“炒作”。

　　我们应该如何读《弟子规》。

　　针对当今社会人心浮躁、道德缺失底线的现象，人们自然希望从传统文化典籍中寻找拯救的力量。特别是儒家的孝道观念，作为维系个人与家庭关系的基本伦理规范，依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道德标尺。《弟子规》主要讲述儒家的伦理观念和弟子规范，也可以成为今天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的一种读本。但要理解《弟子规》的意义，必须将其放置在朱熹理学的体系之中。

　　《弟子规》主要讲述的是古代“小学”层面的礼仪规范，而在家庭伦理中“事亲”是最为重要的，从“父母呼”开始，到“亲所好”、“亲有过”、“亲有疾”等等，都有详细的规范。教育孩子孝敬父母，其作为古代礼教的基础内容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今天看来，其中有的规范是不近人情也是不能效仿的。例如，“挞无怨”一句，出自《礼记·内则》，晚清罗泽南《小学韵语》解释:“三谏不听则号泣以随之，亦以感动亲心，庶几或听也。”这已经略去了“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的意思。今天却有“美绘国学启蒙读本”为此配上卡通图，表现父亲举手要责打孩子而孩子委屈抹泪的样子;有的版本还增加古代孝子忍受父母责打的故事作为解说，这种宣扬严苛礼教的内容，即使是与民国时期的增补本《弟子规》相比也是一种倒退。民国新式小学建立后，有的国语、修身教科书中保留了“孝亲”和弟子日常规矩等属于朱熹“小学”教育的内容。民间书坊刊刻的《弟子规》则通过新增插图等方式，来拼接西学知识，例如，一种版本针对“天同覆，地同载”两句，插入了一张“天覆地载”图，竟然是半个地球。这说明在新式小学建立后，《弟子规》是主要在乡间义学中流传的儒家通俗读物，其文本形式也是可以改编的。

　　朱熹《小学序》讲述了小学教育的意义:“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可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相互联系的，但修身是根本。“蒙以养正”的儿童教育，不仅是要学习为人弟子的规范，更包含着从个人到家庭、从治国到平天下的“类推”关系。《弟子规》在“总叙”中列出“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正是遵循“圣人训”而来的，将这些抽象的概念落实到言行举止的具体规范，不仅可以使儿童身体力行，还可以培养类推的思维，表达了儒家对童蒙教育的深层用意。这种类推思维涉及各种伦理关系，即使在当今，个人注重修身立德，又能推己及人，必然有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改善社会风气。但是，在当今的社会制度和组织结构中，“事亲”之孝行不能推及“事君”之忠(有人解释“君”是“领导”)。而且，《弟子规》仅仅是童蒙读物，主要讲的是为人子弟(“为子当孝，为弟当悌”，对女子另有《女诫》《女论语》等读本)的规矩，不可能完整阐释中国儒家文化的精髓，也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完整体系，所以，不宜将《弟子规》的价值推及各个层面。

　　在当今社会文化多元、道德观念混杂的环境中，通过阅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无论是儒家的君子规范，还是道家的返璞归真、佛教的内在修行，都可以约束个人的内心以及外在行为，激发向善力量，提升精神境界，抵抗世俗世界的污染。目前的小学教育体制中缺少基本的“修身”科目，从童蒙养正的角度，让儿童阅读《弟子规》也是有意义的。但是，对童蒙读物的价值应该参照历史，加以辨析，不能过分拔高。特别要看清楚当今大众媒体在传播过程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声势是史无前例的。这会有意无意地对普通读者造成误导，以为凡是被大众媒体关注的，就是更有价值的(就是“国学经典”)，就应该跟风而动，于是人云亦云，炒作愈烈，声浪愈高，反而使人们失去了理性的思考和质疑精神，可以说大众媒体本身的传播方式也改变了“国学”的含义。

　　创作背景

　　清康熙年间，清朝作为少数民族统治阶层，出于长久统治的目的，主动追求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认同；包括崇儒尊孔，提倡修读四书五经，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大修孔庙，春秋祭孔、宣谕以孔子儒教为立国之本。清康熙九年（1670年），清朝朝廷根据儒学核心制定和颁发“圣谕”十六条，作为人们的思想准则和行为规范；另外，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荐举山林隐逸，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开设明史馆，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荐举博学鸿词、网罗名士、弘扬儒学等举措都促进了儒家的发展。

　　李毓秀经过屡次科举考试而不中后，放弃了对仕途的追求，转而跟随老师党成游历四方，潜心学问，讲学育人，最终走上了“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的道路。在此过程中，李毓秀根据自身经历，完成了《训蒙文》。后来，贾存仁（一说贾有仁）对该文章进行了修订并将名称改为《弟子规》。

　　作品鉴赏

　　《弟子规》的中心思想围绕《论语·学而》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而阐发。主要包括：

　　1.孝亲敬长

　　《弟子规》全文的主题为孝。

　　《弟子规》开篇的“首孝悌”就强调了孝的地位和重要性。古人云：“水有源，木有本，父母者，人子之本源也。”人之所以能立于天地之间，是因为底下有根，根就是自己的父母，能不忘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才能对他人以及社会怀有感恩之心。对父母的关怀要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冬则温，夏则清，晨则省，昏则定”，在生活上要关心父母，每天早晚向父母请安。“出必告，反必面”，不论是外出还是回来，都要告知父母，不让父母为孩子担心。孝敬父母，不仅要养父母之身，在物质方面满足父母的需要，让他们衣食无忧，更重要的是养父母之心，让父母快乐。“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养父母之心的另一层含义就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不让父母操心。要修身养性，洁身自好，让父母因自己的德行而骄傲：要勤勉工作，报效社会，让父母因自己的成就而自豪。“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呼唤，要立即应答，不可怠慢；父母交代的事情，要立刻去做，不可偷懒。

　　《弟子规》从个人修为做起，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它强调做人要从人性的原点——“孝”出发，首先修养身心，当德行充盈，在家就可以让家庭和谐，全家长幼有序，共享天伦，治理国家就能起到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从而带领并影响自己的团体、国家，共同建设幸福家园，共谋和平安宁；相反，一个对自己的父母都没有孝心的人，更不会爱护别人和社会大众，这样的人即使能力再强也难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说不定还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2.慎行谨言

　　《弟子规》中，“谨慎”一词的含义对于方今的社会秩序建设的启发可以归结为：其一，社会生活中务必要谨慎于细节：“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社会秩序的构建，社会和谐的构造在很多情况下，都能从细枝末节中窥出，墨子说：“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一个社会秩序的细微之处，两个社会秩序的细微之处出现扭曲，对于社会秩序的运转并无大碍，但无数个社会秩序的扭曲堆积到一处，如是楚王爱细腰，而国人多饿死的惨状就不可避免。所以《弟子规》将“谨慎”落脚在留意于细节。

　　其次，良好社会秩序的确立要求社会成员务须谨慎彼此间的交往，其核心之要义即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例如交友当交益友，勿交损友，待人接物，更当小心翼翼，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完成个人的社会分工，安守本分，不要越俎代庖，而要持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

　　再次，每个社会成员都要拥有一种自反省的精神，是非之心，廉耻之心，恻隐之心是儒教思想中对于人之为人的定位，并将这三种“心”作为先知先觉赋予人类的三种济世情怀。所以，在社会生活中，为了捍卫共同的社会秩序，每个人都要谨慎的解剖自己，对照着圣贤的教诲，祛除一切利小、损群体的利益诉求，推及此心用之于塑造社会秩序之平稳。

　　3.讲求诚信

　　《弟子规》把诚信作为评价一个人德行的重要指标。“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事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儒家认为，在待人接物中，人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以诚信作为基础，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不可轻易许诺，因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爱众亲仁，善以待人

　　《弟子规》中的爱，成为一种大爱，先用“见人善，即思齐”“非圣书，屏勿视”的方式提离个人修养，然后从爱亲人开始，进而爱国家、爱整个天下。当爱推己及人，当朴素的亲人的情感发展为爱他人、爱国家、爱世界的情感时，爱的境界就得到了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也得到了升华。

　　5.学习规范及能力

　　《弟子规》要求“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做到了孝、悌、谨、信、爱众、亲仁之后，才可以学习技能、知识。道德教育与文化知识教育并重，而实际上二者在实践过程中并不存在矛盾，而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

　　《弟子规》认为“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但力行，不学文。任已见，味理真。”对于孝、悌、谨、信、爱众、亲仁这些应该努力实践的德行，如果只是在学问上研究探索，却不肯亲身力行，这样最容易养成虚幻浮华的习性，《弟子规》中，“同是人，类不齐。流俗众，仁者希。”同样是人，却良莠不齐，随流俗者多，有仁德者少，人们之间的智力差距是有限的，而差距渐渐拉开，是因为人们在道德修养、人格品行上有一定的差异。

　　后世影响

　　《弟子规》是一部蒙学经典，内容浅白易懂、顺口押韵，以精炼的语言对儿童进行早期启蒙教育，受到了儿童们的喜爱；再加上全文灌输的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内容符合封建伦理，也受到了统治阶层的提倡，清朝统治阶级将其定为幼学必读教材。因而，《弟子规》成为清朝流行较广泛的蒙学教材，被誉为“开蒙养正最上乘”的读物。

　　在当代，《弟子规》不仅仅被用于幼儿教育，而且被运用到中学教育，甚至是大学教育和成人教育中，远远超出了最初的蒙学教育范围。

　　作者简介

　　李毓秀（1647年—1729年），字子潜，号采三，出生于山东潍县（即潍坊市寒亭区）李家营村。李毓秀平生只考中秀才，以教书为主，从师党成，游历多年，精研《大学》《中庸》等，且颇有建树，后创办敦复斋讲学，听众很多，被人尊称为“李夫子”，是清初著名的学者、教育家；著有《四书正伪》《四书字类释义》《学庸发明》《读大学偶记》《宋孺夫文约》《水仙百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