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汪曾祺作品看中华人文精神

从汪曾祺作品看中华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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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汪曾祺是当代德高望重的小说家和散文家，其作品内涵深厚，遣词颇有韵味，因其体现了古典文学中的精华。他在创作时惯于将侧重点放在追求人性自由方面，人文气息浓厚。本文着眼于其作品中的人文精神，予以浅析。

　　2、 汪曾祺作品中人文精神的体现

　　2.1中华人文精神之――人性的和谐

　　汪曾祺的作品有着浓厚的古典韵味，遣词造句方面是如此，思想内涵上更是如此，故而，其作品对孟子“仁”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都有所沿袭。故而汪曾祺的作品首当其冲体现出来的就是人性的和谐，他的作品表达了其对人性自由以及万物和谐的追求以及向往。例如在《受戒》中，大多数和尚都将戒律清规当做耳旁风，仁山在荸荠庵里也从不忌讳，连袈裟都懒得穿，每年夏天，酷暑难耐时，仁海的妻子还要例行公事一般来寺庙里消遣一段时间，仁渡虽然没有正妻，却也有一个相好。他们虽是出家人，但也吃酒赌博，毫不遮掩。他们甚至将寺庙“转了形状”，将其发展为商贾们的聚会游乐，厮混的地方。让人惊叹的是，连声名远播，德高望重的积因寺方丈都有个妙龄小妾。作者这样写的意图就是为了体现人性的和谐，认为七情六欲是人的正常欲求和本能，既要“仁”，就要“平等”，即要平等，和尚也不能被排除在外，出家人也是人，虽然生活的地点和方式不同，却没有什么很大的特殊，与其他俗人应当“殊途同归”才好。虽然作者认为爱情是无可厚非的，即使是和尚。然而，其作品的背景往往是禁欲的年代。这样更能体现反叛意识，对比鲜明，则更显得了不得。尽管爱情并不是一个浪漫的纯物，其中充满物质和交换(那个年代大多如此)，然而，他的精神仍旧是执着的。例如在《大淖记事》一作中，保安队的刘号抢占了巧云，然而，十一子并不因其不是完璧之身而戴着有色眼镜看她，相反，他们两情相悦，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在一起。他们的朋友也在很大程度上救济了他们，在十一子遭到毒打之后，巧云以一个贤良并且坚忍不拔的女性形象当起了家里的顶梁柱，对其照顾有加。在《受戒》中，明海虽然是以和尚的身份出现，然而，他与小英子的如胶似漆大家都有目共睹，小英子也毫不忌讳地问他道“我当你老婆，你要是不要?”结果不用费疑猜，他当然是接受的。

　　2.2中华人文精神之――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和谐

　　除人性方面的和谐，在汪曾祺的作品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作为读者和笔者，本人不禁推想，在作者之前经历过的故乡生活中，他一定也经过不少各种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的丑恶现象，甚至惯看社会中的“不公平”。然而，他坚信匆匆流逝的岁月能将人性的丑恶慢慢过滤洗刷干净，留下一些积极向上的“精华”，除此之外，作者还乐观地认为“小说者，莫过于回忆也”。他的文学主张和乐观的心态让其作品中多处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美好在其作品中，他认为人的言论、行为以及心智思想无一不是自由的，这与如今宪法中规定的“凡是国民，皆享有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权利等等“条款”步调一致，故而，汪曾祺的作品非常具有前瞻性和进步性。总之，汪曾祺强调的是“以人为本”，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是社会的必然趋势，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群居动物，不可能单独存在，故而，人与人之间是无关功利和物质等等的。虽然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极端和片面，然而，瑕不掩瑜，总归是利大于弊的。例如在其《鉴赏家》一文中，叶三与季淘民二人毋庸置疑不在一个“档次”，身份悬殊较大，一个是市井小民，而另一个是颇有名气的画家。季看到叶三穷得无米下锅，将其墨宝慷慨相赠，望以此解却叶三的生计之难，然而叶三却备受感动，即使家徒四壁也不舍将友人的心意变卖掉。甚至再三叮嘱儿子，一旦自己死了，要将画与自己一并埋葬。从中我们可看到他们二人之间是何等亲厚，无关功利，互敬互尊，令人动容。从中我们可看到人性美好的一面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2.3中华人文精神之――人和自然的和谐

　　从汪曾祺作品中，读者不难看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汪曾祺的家乡高邮是一个秀丽恬静的水乡，这便是为什么他的作品中即使没有写到水，总荡漾着如水一般的诗意和柔情。可看出他提倡在写作时将人与自然结合起来，认为人和自然是不可分割的，并且大自然中的景色无疑能为故事情节添上一抹亮色，并且有助于情节的发展，使其看上去更加顺理成章，并且，自然中的景物无疑是美好爱情的温床。这一点在刚刚提到的《大淖记事》中颇有体现。自然景色的融入将十一子和巧云的爱情看上去更加必然而流畅，毫不牵强唐突。

　　3、 结论

　　汪曾祺坦言，自己的作品颇受两千多千年老庄的影响，其中充满了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莫过于“和谐二字”。本文分析了三个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性本身的和谐，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求学经历

　　1925年，汪曾祺入高邮县立第五小学幼稚园学习。1926年秋，汪曾祺入县立第五小学读书。

　　1932年秋、汪曾祺小学毕业考入高邮县初级中学读书。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今江苏省江阴市)南菁中学读高中。

　　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告急。正读高中二年级的汪曾祺不得不告别南菁中学，并辗转借读于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以及盐城临时中学，这些学校的教学秩序都因战争而打乱。汪曾祺就这样勉强读完中学。后战事日紧，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半年，他在小说《受戒》里描写过这个小庵。

　　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大学期间，汪曾祺与同学创办校内的《文聚》杂志，并不断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

　　解放前夕

　　1944年，为生活计，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观音寺的一个由联大同学办的“中国建设中学”当教师，在两年的教学期间，汪曾祺写了小说《小学校的钟声》，重写小说《复仇》。后由沈从文推荐给郑振铎在上海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发表。此外，还写了小说《职业》、《落魄》、《老鲁》等。这期间汪曾祺与同在中国建设中学任教的施松卿相识，并建立了恋爱关系。

　　1946年秋，汪曾祺由昆明到上海，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民办致远中学任教师两年，直到1948年初春离开。这期间，写了《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

　　1948年初春，汪曾祺离开上海到北京，与在北京大学外语系任助教的施松卿会合，临时借住在北京大学。失业半年后，才在北京历史博物馆找到工作。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月，汪曾祺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在武汉被留下来参与接管文教单位，后被派到第二女子中学当副教导主任，干了一年。

　　1949年4月，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的一种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汪曾祺初期作品8篇：《复仇》、《老鲁》、《艺术家》、《戴车匠》、《落魄》、《囚犯》、《鸡鸭名家》和《邂逅》。5月，与施松卿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