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范仲淹观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理想人格

从范仲淹观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理想人格

　　范仲淹一篇“岳阳楼记”令当年的大宋皇朝一时洛阳纸贵，文人墨客争相传颂。其行文之华丽，思想之深邃，不用多说。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抱负更是后世学习之楷模，被朱熹称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这篇文章一般被认为是范仲淹人格理想的真实写照，这固然没错，但这远远不是开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先河之源动力。宋朝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隋唐的科举制度，对中国整个社会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君主和贵族的政治演变为君主与士大夫的政治，普通百姓通过科举来入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由此晋升到士大夫的地位，打破了过去给贵族所垄断的从政之路，于是士的阶层应运而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士”必须要依附于皇权的力量才可能发挥其改造社会的作用，但其与生俱来的使命感，使他必须要对抗君权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哪用怎样的精神理念、原则来指导和规范他们的一言一行呢，怎样的理想人格才是他们的典范呢。于是，构建士大夫的理想人格成为那个时代的历史重任。

　　在先秦时候，孔子已经提出作为士的行为准则。“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孟子也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点明士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应该如何去取舍的人生哲学。虽然孔孟是大圣人，说出来的话几乎都是金句，这固然没错。但范仲淹觉得还远远不够，这只不过是一种被外部力量所驱使的行为而已。问题不是在于邦有道或无道的时候人应该如何做，而在于不管是有道或者无道你都应该坚持用同样的原则去做。强调内心的自由与自律才是构建自我人格理想的方法，真理与准则不依赖外部力量所给予，不需要外求，真理就在我们的每一个人心中。

　　有见及此，范仲淹命人重新修建了严光祠堂，题为“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严光何许人也呢。

　　严光，一个东汉初年的隐士，和汉光武帝（刘秀）早年曾为同学，后来汉光武帝即位后四处寻访找这个老同学，但严光乃隐名换姓，避至他乡。刘秀思贤念旧，令绘形貌寻访。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遣使问候，严光向来人说道：“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刘秀至馆所看望，光卧着不起。帝抚光腹说，咄咄子陵，为何不肯相助？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答，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刘秀上车叹息而去。后复请他入宫论道旧故，因共偃卧。相传严光以足加帝腹上，次日太史官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着说，这是我与故人子陵共卧耳。（主要参考来自百度）

　　严光在政治清明之际尚且还保留着自己以道抗世的节义作风，以个人的自由为前提，跳出了有道与无道的传统理论。范仲淹看重严光的正是其独立自主与高风亮节的人格理想，比起官位重要得多的是人的生命自由、生存的自由、以及精神与思想的自由。经范仲淹对严光这一历史人物的提倡与重建，大大影响了北宋时期政治与知识阶层，在其家乡也重修了祠堂，立了碑文。同时，歌咏严光的诗文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真实的历史印证中显示，官方也主持和参与了修建的整个过程，表明官方也是肯定了名士高风亮节的人格风范与政治理想。一直到南宋时期，赞颂严光的诗篇都长盛不衰。虽然南宋时期政治格局陷入了动荡，但崇尚自由与独立的人格追求仍然是时代是的主流，士大夫与民众理想的时代典范仍然是象严光那样的，具有自由精神的隐逸名士。

　　玉匣蛟龙已草菜，一丘马鬃尚封培。云台若也表名姓，千古谁知有钓台。

　　这是南宋时期丞相史浩的“严光墓”的吟唱，而另外一首“题严陵钓台”更是道出了这一时代追求。

　　功名于道九牛毛，无怪先生抵死逃。漠漠桐江千古后，云台何似钓高台。

　　这就可以理解为何范仲淹与当时的宋人为何不推崇积极入世的名臣将相，辅助君王建功立业的能人。而唯独推崇这个在以前历史上不怎么起眼隐士的原因了。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精神作为理念的支撑，就根本谈不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只能成为一句响亮的口号而已。这正是整个大时代赋予了宋人自由与独立的思想，而历史也证明了宋朝人的知识分子与士大夫的政治话语权是历朝历代中最高的，前比汉唐，后超元明清，从而开创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独立的理想人格的先河。

　　后来宋朝灭亡了，原因固然有很多，但不乏有人归咎为“空谈误国”。意思是给知识分子与士大夫太多的权力与自由了，以至出现后来的党争与内斗等等。对这种看法我实在不敢苟同，当然我们现在很难深入到那时候的历史语境当中，真相永远都在幕后不为人所知。但我们现在身处和平年代，如果要在一个专制而统一的国家与一个自由开明地区来作选择的话，我会偏向于后者。就像富兰克林所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国家。放眼当今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精神与以道抗世的理念已经不复存在，知识分子的道德普遍低下，大多都是为帝王唱赞歌，不为苍生说人话。而当代需要构建的理想人格与时代精神，究竟何去何从，是重回过去大宋时代，还是应该与传统割裂呢。不管怎样都好，我认为如果知识分子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尊严与思想自由，而屈服于外部权威，为其张目，甚至为其寻找形而上的理论根据，那才是真正的空谈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