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杜甫诗中的女性形象看其女性观

从杜甫诗中的女性形象看其女性观

　　导语：杜甫是唐代诗坛的巨匠，他的诗歌不仅在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而且其思想博大精深。

　　“女性地位之窳弱，自古云然。社会学家知其意，乃有研究女性问题之创，解放之声，亦随之以起。夫女性而成问题，女性之不幸也;为男性者，当本‘同为人类，悲乐与共’之旨而扶掖之，赞勉之。” 杜甫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唐代大诗人杜甫流落半生，身世飘零，但其一生始终洋溢着火一般的热情，他以敏感的心灵和高尚的情怀关注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用如椽大笔写下了无数优秀诗篇，他的作品被闻一多先生称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他的伟大人格更为后世文人所敬仰。而他的女性观是其整体社会观的一部分，是其伟大人格的一个方面，他笔下描绘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众多女性，无论是村姑农妇，艺妓歌女，深闺怨妇或是新嫁娘，诗人都给予深刻的理解与同情;对自己的妻子，他更是满怀爱恋与尊重;甚至对武则天、杨贵妃这样的女皇贵妇，他也能持较为客观与公正的态度。在他的诗中，我们看不到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看不到男权意识之于女性的优越感。

　　一、杜甫对妻子的态度

　　据记载，杜甫30岁成婚，其妻杨氏是司农少卿杨怡之女 。三十年的夫妻生活，在杜甫的诗作中留下了许多篇章，根据我仓促的调查，他用妻、妻子、妻孥等词汇描写妻子的诗作达二十余首。这种对于题材的选择本身就表明了一种生活态度。杜甫对妻子怀有深挚的感情，三十年不离不弃，可以说是鹣鲽情深，老而弥笃。无论是悲哀忧伤还是高兴喜悦，诗人都会想到自己的妻子，无论走到哪里，也无论生活如何困顿，诗人爱恋、顾念妻子的心从未动摇。

　　至德元年(756年)8月，杜甫身陷长安，当时正值中秋，诗人不禁望月思亲，写下了著名的赠内诗《月夜》，诗中把妻子美化的如此自然，乃杜甫情之深、思之切所致也。杜甫困在长安，经秋历冬，忽又春天，落花飞絮引起他的相思，不禁羡慕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相会，他的《一百五日夜对月》一诗便是抒写这种感情的。在动乱的年代里，杜甫夫妇分离，彼此牵挂，思念是如此的辛酸和痛苦。杜甫对妻子又爱又敬，生活中始终把妻子放在与自己平等的位置上看待。每次相隔异地，杜甫都尽量与妻子保持联系，以诗寄情，或说明情况告知归期，以免妻子担心。如:“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述怀》)，“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客夜》) 因为战乱频繁的分别，经常是杨氏一人独撑门户，杜甫对妻子的付出心存感激:“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遣兴》)杜甫十分体贴妻子在窘迫的生活中所遭受的诸多苦楚，同时也常常为自己未能尽到为夫的责任而感到深深的愧疚，特别是杜甫漂泊荆湘的最后几年，饱尝了衣食无着和寄人篱下的痛楚。直到诗人去世，出身官宦人家的杨氏从未跟着杜甫享受过荣华富贵、锦衣玉食，甚至连安定的生活都是一种奢望，这让杜甫深感愧疚，比如在《奉赠射洪李四丈》中杜甫说:“万里须十金，妻孥未相保。”又如在《自阆州领妻子都赴蜀山行三首》中说:“何日干戈尽，飘飘愧老妻。”也正是因为这种愧疚，使杜甫晚年更加珍惜自己的妻子与家庭。当他在成都草堂生活稍安定时，有诗云：“自去自来梁上燕, 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 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反映了夫妻相依，亲子和谐的画面，表现了夫妻相敬弥笃，稚子可爱之貌，让人感到一种平凡的相守与幸福。又如在《进艇》中说 “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也可看出杜甫与妻子悠哉相处，和乐融融的欢乐气氛。正是对彼此的爱恋和尊重，使得他们从平凡的生活中流露出不须言喻的深情。

　　漂泊一生的杜甫，对他的“老妻”充满着无限的爱恋与愧疚，付出了最深沉的挚爱。杨氏跟随杜甫虽然没有享受到荣华富贵，但是却得到了专一的爱情与人格的充分尊重，从这个方面说，她是幸福的。所以，人称老杜不仅是“诗圣”，而且是“情圣” ，不但是因为他那关爱万事万物的博大胸怀，也因为他在夫妻情爱上所表现出来的高尚坦荡的君子之风。

　　二、杜甫对劳动女性的态度

　　杜甫的一生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经历了大唐帝国从兴盛到衰败的巨大转折，经历了劳动人民所遭到的巨大痛苦和不幸。这就使他这个“奉儒守官”的世家子，在生活上接近劳动人民，在思想感情上和劳动人民因共患难而同忧乐，再加上他具有民胞物与的人道主义情怀，所以对于社会下层的普通劳动女性，诗人无不用饱含真情的笔墨记述她们的痛苦与不幸，她们的勤劳与坚贞，她们的情爱与心曲。像《石壕吏》中“从吏夜归”的老妇，“出入无完裙”的儿媳;《新婚别》中与征夫分别的新妇;《垂老别》中与被征去当兵的老伴离别的老妇;《佳人》中被丈夫遗弃的佳人;《负薪行》中悲惨的夔州女等都是这一类女性形象的代表。对这些饱受生活艰辛的女性，杜甫既寄寓了深厚的同情，又赞扬了她们的可贵品格。在杜甫所处的时代，给予下层女性如此关注的诗人是不多见的。

　　写于肃宗乾元二年的《新婚别》，成功地描写了一位结婚只一天的新娘子在面临离别时的九曲回肠。仇兆鳌解曰：“此诗君字凡七见。君妻、君床，聚之暂也。君行、君往，别之速也。随君，情之切也。对君，意之伤也。与君永望，志之贞且坚也。频频呼君，几于一声一泪。” 可以说，杜甫通过“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和“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将其对此女性的无限同情和由衷敬佩表现得淋漓尽致。又如在《佳人》这首诗里，杜甫写了一位在战乱期间被丈夫抛弃的女子的悲哀和不幸命运。诗人以赋的手法写出了女主人公的丧兄之痛和被夫遗弃的痛苦现状，又运用比的手法，通过柏枝和绿竹来形容该女子的自怜自爱、坚贞不屈。只有像杜甫这样有着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的诗人才会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给与如此的同情和赞赏。

　　杜甫以下层女性为题材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还要数《又呈吴郎》，诗中的老妇人在战乱中变得一无所有，穷困潦倒。为了生存，她不得不偷打杜甫�西草堂前的枣子充饥。难道一个贫苦的老妇人就没有自尊心吗?只是她实在别无他法。杜甫非常体贴地说:“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诗人了解老妇人的心情，也同情她的处境，所以总是任由老妇来打枣。不仅如此，当诗人搬到东屯，把草堂借给一位姓吴的亲戚之后，听说吴郎不让老妇打枣，立即修书一封，劝阻他不要这样做，“即防远客虽多事，遍插疏篱却甚真。”杜甫搬出草堂还惦念着这位可怜的老妇人，专门写信为她向吴郎请情。杜甫心中的关爱与同情，都融化在这八句诗中了。难怪王嗣�云：“读此诗见此老菩萨心” 。同时，此诗也显示出一个有良心有见识的文学家对穷苦人的同情心和洞察事物根源的敏感性。

　　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所用心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生存状况。当然，这和诗人本身的生活遭遇是分不开的。长安十载，杜甫大部分时间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辛酸生活;安史之乱中，诗人一家颠沛流离，亲身体会到了普通百姓于乱世中的悲惨际遇;安史之乱后，除了短暂的为官时期，杜甫也一直生活在民间，对百姓的疾苦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而女性在战争中所遭受的不幸则更加深重。她们在和平年代需要依附男子而生存，战乱一起，由于兵役的缘故往往会失去经济上的甚至精神上的支持，生活之困顿更加难以想象。杜甫对这些女性都怀有深深的理解与同情。

　　三、杜甫对歌舞伎的态度

　　盛唐是一个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的巨人的时代，在文学艺术之间有一个联系的纽带――歌舞伎。她们有一定的音乐、舞蹈和文学素养，是联结诗歌创作者和其他艺术的媒介。歌舞伎是那个社会富贵之河上盛开的苦难的莲花，她们以自己的美貌和青春点缀着那个时代，以自己苦楚的心灵为那个盛世唱着欢歌。但是她们的社会地位却是很低下的，在很多诗人的诗歌中，她们常常被视为低贱的玩物。例如“二八花甸，脸若芙蓉胸似雪。”(欧阳询《南乡子》)“胸前瑞雪灯斜照，眼底桃花酒半醺。”(李群玉《同郑相并歌姬小饮戏赠》)而杜甫也有一些涉及歌舞伎的作品，但我们从中看不到任何贱视和玩弄的态度，他以对艺术超凡的感受能力，对这些下层女性充满了欣赏与尊重。

　　杜甫描写歌舞伎的最有名的作品莫过于《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从此诗可以看出诗人对歌舞伎并无偏见，表现了诗人对怀有绝技的她们的欣赏与称赞。王嗣�是这样评论这首诗的:“全是为开元、天宝五十年治乱兴衰而发，不然，一舞女耳，何足摇其笔端哉” 。是的，这诗并不是专为公孙师徒所写的，不是专为赞美公孙师徒的绝技，但赞美、钦佩之情仍在诗中居重要地位，而且所描绘的公孙大娘的舞姿，也是戛戛独造，句句创新。如果不是对诗中所写人物怀有深厚感情那是写不出来的，即使写出，也达不到那样的艺术高度。

　　杜甫还曾写过一首《听杨氏歌》，诗中引用李延年《绝代有佳人》歌和传说中秦青“抚节悲歌，声震林木，响遏行云”(《列子》)的典故来赞扬善歌的女子，杜甫完全被杨氏的歌声打动了，即使描写杨氏姿容出众，也只用了“佳人绝代”几个字，绝非对歌伎的体态容貌有特殊的爱好与赏玩态度。杜甫还有一些诗写到歌舞伎，如《乐游园歌》中的“拂水低徊舞袖翻，绿云清切歌声上。”《城西�陂行》中的“湘妃汉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无。”等等。这些诗句不仅在描写女乐的歌声和舞姿时用语清新，而且具有欣赏与尊重的健康态度。虽然唐代妇女生活较为自由一些，地位较其他朝代也要高一些，但是像杜甫这样以如此健康的情感、端庄的笔墨和赞赏的态度来描写女乐的诗人毕竟不多。

　　四、杜甫对贵族女性的态度

　　关于贵族女性，杜甫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这些妇女社会地位高，大多生活奢侈，骄横放纵，作为一位关注国计民生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对她们多持讽刺与批评的态度，但是对于象武则天这样具有治国安邦才能且政绩斐然的贵族女性，杜甫在诗中明确表达了肯定的态度。

　　杜甫在天宝十二载所作的即事名篇《丽人行》，前面大半部分着意描绘，极言其奢侈，憎恨之意在言外。但是重点还在后面小半部分的反衬，外形之美掩不住内心之污，虽然着墨不多而其情备见。浦起龙评其：“无一刺讥语，描摩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 ，甚得杜诗之旨。又如《解闷十二首》中的第十二首：“侧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宫满玉壶。云壑布衣鲐背死，劳人害马翠眉须。”直接讽刺了杨贵妃的奢靡生活。作为一位以国家、人民利益为先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认为杨贵妃与安史之乱并非全无干系，事实上，杨玉环早已作为封建社会史学家眼中的“女祸乱国”的典型，背上了道德的政治的沉重包袱。但鲁迅坚决反对女祸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丧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该男的负。” 使我感动的是，一千多年前的杜甫也并没有把安史之乱的原因简单地全部归到杨贵妃身上去，当长安陷落，一国之君仓惶逃难，杨贵妃被赐死马嵬坡时，《哀江头》又表达了诗人的另一种态度。苏黄门云:“《哀江头》即《长恨歌》也。《长恨歌》费数百言而成，杜则不然。” 当然，《哀江头》未必高于《长恨歌》，但是这两首诗对杨贵妃的怜惜却是一样的。在国事突变的时刻，杨贵妃虽贵为国母，也不得不引颈受死，成为玄宗政治失败的牺牲品。自古以来，无论一个妃子如何得宠，都只是帝王权杖上一个精美的点缀而已。所以杜甫在写《哀江头》时，对杨贵妃是带着同情和惋惜的态度的。

　　武则天是很有争议的一个人物。女皇的身份减弱甚至遮蔽了她原本可圈可点的政绩，而她的暴政、阴谋、酷刑、广置面首等等都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劣迹。但是在杜甫的诗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对她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尊重人才的赞美，以及对那个济济多士时代的向往。他在《赠蜀僧闾丘师兄》和《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两首诗中写到女皇武则天，从中体现出来的态度是十分肯定的，完全是把武后作为一位英明的君主来看待。

　　感情，是诗歌的生命，优秀的诗歌无不渗透着诗人最真挚的感情。好诗之所以传诵不衰，就因为它表现了无比真实的感情。杜甫诗歌中的女性形象是来自社会上各阶层的真实人物，某些人物很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诗人对她们有较多的观察：对妻子，充满爱恋与愧疚;对劳动妇女，极其同情与理解;对歌舞艺妓，满怀尊重与欣赏;对贵族妇女，也客观公正。流露出对传统男尊女卑观念的否定以及对女性人格的尊重，显示出其男女平等的可贵意识。这种从杜诗中反映出来的进步女性观，与他诚实地做人及诚挚的一生相连，也是杜甫文学在今天仍不失其光辉的理由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