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夜喜雨》作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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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夜喜雨》作者介绍  导语:平常之景最为难写,能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且如此真切入微,令人如临其境,只有大诗人能够做到。《春夜喜雨》一首五律。前两联用流水对,把春雨的神韵一气写下,末联写一种骤然回首的惊喜,格律严谨而浑然一体。诗人是按先"倾耳听雨"、再"举首……

《春夜喜雨》作者介绍

  导语:平常之景最为难写,能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且如此真切入微,令人如临其境,只有大诗人能够做到。《春夜喜雨》一首五律。前两联用流水对,把春雨的神韵一气写下,末联写一种骤然回首的惊喜,格律严谨而浑然一体。诗人是按先"倾耳听雨"、再"举首望雨"、后"闭目想象"的过程和角度,去表现春夜好雨的。

  原文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译文

  好雨似乎会挑选时辰,降临在万物萌生之春。

  伴随和风,悄悄进入夜幕。细细密密,滋润大地万物。

  浓浓乌云,笼罩田野小路,点点灯火,闪烁江上渔船。

  明早再看带露的鲜花,成都满城必将繁花盛开。

  作者介绍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汉族,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

  年少优游

  杜甫因青少年时因家庭环境优越,因此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少年时也很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杜甫在青年时代曾数次漫游。十九岁时,他出游郇瑕(今山东临沂)。二十岁时,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回故乡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他的父亲时任兖州司马,杜甫遂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

  天宝三载(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为梁宋之游。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四载秋,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友谊。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长安。

  仕途不顺

  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著贫困的生活,“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天宝十年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载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因主试者仍为李林甫所以没有得到官职。

  天宝十四年,杜甫被授予一个河西尉这种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低阶官职,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甫入门即闻哭泣,原来稚子饿死。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战乱流离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立即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但因官小,未予囚禁。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成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凤翔)投奔肃宗,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幸赖宰相张镐救免十二月肃宗召回杜甫复任左拾遗。

  杜甫在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任华州司功参军。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遗,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

  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时值安史之乱,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和《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共作诗30多首。

  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 也称“浣花草堂”。后被严武荐为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

  两年后,离开奉节县到江陵、衡阳一带辗转流离。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诗人病死在衡阳市湘江的一只小船中。

  在他最后漂泊西南的十一年间,他虽过着“生涯似众人” 的生活,但却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岁晏行》等一千多首诗。

  后世影响

  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190。

  杜甫虽然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是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杜甫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及他去世后的一些年,没有受到多少嘉奖和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风格和格律上的创新所导致的,某些评论家认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胆古怪。他在世时关于他的参考资料几乎没有,只有6名诗人共11首诗。而且这些诗关于他的影响这一方面,都没有提及他是诗歌和伦理观点的模范。然而,就像孔庆翔说的一样,杜甫是“中国唯一影响随着时间不断增长的诗人”。

  公元九世纪时他的作品开始出名,早期的正面积极评价来自白居易,他推广了杜甫部分作品伦理观点,尽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这些观点。除了白居易,还有韩愈,他撰文以此批驳反对李杜的声音,捍卫了他们的美学地位。同时,这两位诗人的诗文中都有杜诗的影子。

  公元十世纪初,五代前蜀诗人韦庄找到了草堂遗址,重新修建茅屋,使之得以保存[25]。这一个时期,中国刮起了“新乐府运动”的狂潮,杜甫作为这一次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的启发者备受推崇。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

  到了宋朝,杜甫的声名达到了顶峰,黄庭坚、陈师道等,专门探究杜诗奇峭的一面,形成了“江西诗派”,之后的王安石、陆游、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响,文天祥在狱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鲁迅也评价过杜甫,“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而杜甫更广泛的影响是,杜甫的作品将律诗从文字上的游戏变成了抒发政治抱负的载体,对后来的诗人政治题材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宋朝理学的发展确保了杜甫作为诗的典范和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苏轼阐释了理由:“古今诗人众吴,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他思考的能力铸就了他的影响力,出于他对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学习他对穷人的悲悯,文学家学习他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

  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把杜甫所作之诗,与屈原的《离骚》、庄周的《庄子》、司马迁的 《史记》、施耐庵的《水浒传》、王实甫的《西厢记》,合称“六才子书”。在当代,杜甫对国家的忠心和对人民的关切被重新诠释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含义,而他本人因为使用“人民的语言”而受到现代研究者的赞赏。

  杜甫对后人的影响还有道德方面的。二十世纪,美国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斯认为杜甫所关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爱,人跟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我的诗歌毫无疑问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亲切”。

  杜甫不只在中国流名,还扬名海外。1481年韩国将杜诗翻译成韩文,叫《杜诗谚解》。他对日本文学影响相对较晚,直到十七世纪他在日本拥有和在中国一样的名声。杜甫对松尾芭蕉的影响尤深。杜甫也是美国作家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最喜欢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