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的温情叙事

迟子建的温情叙事

　　温情叙事是迟子建小说的一个重要策略，是她理解世界、处理苦难的一种态度和方式。

　　迟子建凭借着对文学的执著信仰在文坛上笔耕了20余年,其创作之丰富有目共睹,评论界对其创作的研究也逐渐向着多元视角行进。在诸多的阐释角度中,温情叙事受到了普遍关注。谢有顺先生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将其定位为“忧伤而不绝望的写作”。近年来有论者认为,“迟子建笔下的善意与希望,并不意味着温情主义的浅薄与局限,它恰恰显示了作家的责任感与写作伦理”。但也有论者指出,温情主义是迟子建创作的一种局限。温情主义的确是迟子建看待问题的一种方式,并显现在她的文学创作之中。文学是作家体验人生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不能用对和错、高与低来进行判断。自有文学以来,众多的文学承载着思想的重任,但文学不是惩戒罪恶的法律条文,亦不是苦口婆心的道德说教。“文学的职能在于为人类社会的存在提供和创造一个良好的人性基础。”现代派小说对人性恶的展示曾被认为是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深层揭示,然而揭示过后并不能带来心灵的救赎,却只是无尽的冷漠。文学永远以人为本,关注着人类的生存境况、存在意义和前途命运。从这一层面来看,迟子建的温情叙事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是她的一种局囿,本文以迟子建的《福翩翩》为例,阐释她的温情叙事。

　　一、苦难中的温情叙事

　　《福翩翩》讲述的是两个家庭日常生活的故事。与作家一贯的文学信仰和风格一样,《福翩翩》依然渗透着浓浓的温情,但这种温情并没有遮蔽生活的艰辛与苦难,而是一种对待这种生活的方式和态度,苦难最终没有也不可能被消解掉。

　　从某种程度上说,苦难是人无法摆脱的生存状态,文学因其对人的终极关怀而更加关注苦难,甚至可以说,作家都有一种“苦难情结”。这种情结一方面是个人生存体验的结果,同时也“不仅是作为艺术家对生存内省意识的理论概括,作为进入生活内部的思想导引;而且作为历史的自我意识,那是人类生存不屈的自觉表达”。苦难因个人体验的不同而存在不同的表现形态。新时期以来,从伤痕文学对苦难的泛滥化的抒发到先锋小说的狂欢式的描写,到新写实对琐碎生活的关注,苦难成为作家关注的一个视域。《福翩翩》是一部充满温情的作品,然而它并不回避苦难。这种苦难首先体现在经济的窘迫上。柴旺原本是机修厂的工人,下岗买断了工龄,一次性得了三万多块钱。儿子帮朋友打架,把人打残废了,被送进了监狱,为了平事不但家中积蓄一扫而光,还借了两万多块钱。夫妻俩带着饥荒过日子备尝辛酸。而邻居刘家稳,曾在重点高中当老师,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但由于一场车祸,使他失去了双腿,他家卖了楼房搬进平房。只靠妻子刘英教书的收入养家糊口。两个女儿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占据了家中大半的开支。这种苦难还体现在命运的无常上。柴旺作为一个无任何身世背景的底层平民,下岗后只能凭力气干活,蹬三轮车。此后的不停调动工作并非是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最终柴旺不得不继续蹬他的三轮车。刘家稳的不幸遭遇也体现着这种人自身无法避免和克服的悲剧命运。作品也因观照人真实的生存境况,而具有了相当的思想深度。

　　人生苦难如同生老病死一样不可避免,关键是如何积极面对,在承担中透视出人生苦难的本质,如何承担显示出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生命的意志。主人公都怀揣着希望经营着自己的苦难生活;人与人之间充满着朴实的关爱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物质的贫困带来的窘迫,庸常的日子也因此焕发了诗意的光彩,生活带有暖色。“处于弱势地位的底层无力作为独立的阶层发出自己清晰理性的声音,‘被叙述’注定是它摆脱不掉的宿命。”在对底层的书写中,人们往往都习惯用一种高高在上的视角俯视底层人物的生活,在不断地铺排苦难中展现他们生活的粗糙甚至灰色。而迟子建秉持着一颗平常心在展现底层人物辛酸的同时,以平视的角度细致地描摹了小人物生活中闪烁的温馨和希望。柴旺家的总是精心为每天出去蹬三轮车、干力气活的丈夫准备他喜欢的“两口饭”。作者用生活化又不失精致的语言描写妻子对丈夫无微不至的呵护:柴旺家的天还没亮就起床为丈夫准备早餐,为了不惊扰丈夫的睡眠,拿着衣服和鞋悄悄地到西屋去穿。不管柴旺挣没挣到钱,只要看见他踏进家门,柴旺家的心里就会泛起一股怜悯之情,赶紧把温热的洗脸水端来,再把可口的饭菜摆上桌。这是流露在平常夫妻之间最常见的恩爱之情,它不会因为生活上的艰辛而减少。刘家稳自双腿残废后,失去了活动和工作的能力,只能在家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这种失去出门挣钱能力的单调乏味生活使他的脾气变得暴躁起来,夫妻经常吵架。但当柴旺提出要与刘家稳合伙卖春联时,刘家稳首先想到的是,挣到钱就给整天埋头备课、批作业,颈椎都变形的妻子买一台哈慈颈椎治疗仪。这是颓废后的他重新燃起生活勇气的最大动力,对妻子传情达意的温情点亮了俗世人生的明灯,温情的暖流萦绕着他。苦难中的温情正是主人公获取战胜苦难的精神力量。

　　然而这种温情并没有最终解决生活的艰辛和命运的无常带给人的无尽痛苦。迟子建没有让她的人物沦入虚幻的温暖之中,这种温暖只是在生活悲痛的大背景下彼此给予的一丝爱意。柴旺因在卖春联时意外地得到了一笔横财,于是瞒着妻子和刘家稳给刘英买了一台颈椎治疗仪,事情败落后得来的是妻子与自己的冷战。尽管最后相濡以沫的情感战胜了隔膜,柴旺家的已经原谅了柴旺,但是艰辛的生活仍然在继续。“迟子建的苦难代偿,只是改变了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让他们从心理上战胜苦痛,而苦难实际上仍然在外部世界运行着,原有的生存困境依然存在。”这与迟子建以往的创作一脉相承,《亲亲土豆》中亲情的洋溢没有阻止丈夫癌症的病发和死去;《逝川》中的乡情使得老吉喜的盆中多了几尾鱼,然而此后的孤独仍将伴随她。由此可见,迟子建并没有粉饰生活的艰辛,温情只是她对待苦难生活的一种方式,是对在痛苦中挣扎的人们的一种安慰。与其咀嚼展览苦痛,不如给人以力量,温情叙事既是作家的创作理念,也是她的一种人性关怀。

　　二、女性视域下的温情观照

　　在考察迟子建的温情叙事特征时,我们无法忽视她的女性身份。“五四”开始女性以主动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由于对男权社会威压刻骨铭心的记忆,女性创作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男性的反抗。两性对峙的局面拉开帷幕,在此后的女性创作中也一直难逃窠臼。新时期以来出现的“雄化的女性形象”、“个人化写作”和“身体写作”都是女作家们试图建立女性在自主意识而最终陷入到尴尬境地。迟子建作为女性作家,无疑其作品会蕴含着一定的女性特征。但在迟子建的身上,那种对抗性十足的两性对峙局面在迟子建的艺术世界中几乎是看不见的。这种性别身份更大程度上体现在创作更倾向于温婉,更倾向于用温情方式看待苦难人生。“女作家再写也不能让女的在天上写,男的在地上写吧。大家说我是女性作家无所谓,女作家就女作家吧,反正不可能是男作家。”这段话看似有些调侃,实际上迟子建认为自己在进入写作状态时,是从没有考虑自己要站在男性的对立面进行书写。“女”作家只能说明这位作家的性别,而不代表她的创作意识和写作主题。长期以来人们似乎认为不严肃剖解小人物身上的劣根就难体现作家的深邃;不决绝的反抗男性就不足以彰显女作家的犀利。在这样的视角下反观她的温情叙事自然会有诟病。温情不代表作家的局限性,尤其是在作家沉湎于宏大叙事,专注于两性对抗的创作情境下,迟子建作为女性作家的这种温情脉脉的表达方式不仅仅是作为女性看待苦难人生和人性丑恶时的一种温婉的处理方式,还有作家独特的创作观念:民众的辛酸悲苦生活难以泯灭人性的温情。

　　现代医学证明,女性与男性在认知能力上有很大差别,女性在思维能力上长于形象思维;在情感上,女性则多细腻含蓄。迟子建以女性先天的就具有一些温婉和顺的气质给她文学世界的苦难人生以温情的观照。在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及心理素质等把握方面,迟子建钟情于书写未被俗世污染的亲情伦理和人际关系,挖掘沉潜在日常生活中的细腻美好的人伦情感,《福翩翩》中的女主人公喜欢别人叫她柴旺家的,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名字,这在女权主义者那里一定是被认为是依附男性的表现;《起舞》中丢丢对女性起舞刹那美妙时刻的无限向往,甚至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迟子建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女性意识多表现在女性自身的性别特征上,这种特征是以与男性和谐相处为宗旨的。而迟子建在文学中所体现出的温情特征,也只是女性感受世界的一种方式。毕淑敏在《寻觅优秀的女人》一文中,给优秀女人下定义时用了四个关键词,依次是:善良、智慧、勇气、美丽。她之所以把善良排在第一位,是因为人的善良是温情的源泉,尤其是女人的善良。“历经磨难而终不改善良本性的女人就像一道穿越污浊仍清澈见底的小溪,其实是很罕见的!”{8}迟子建和她笔下的普通女性身上的人性光彩照亮了苦难人生。女性作家除了在创作风格上会显示出婉约气质,在创作意识上也会受其影响而更偏向于柔性的特质,这种特质使其在进行人性思考时多采取温情而宽容的态度,不追风逐潮,坚守自己塑造善于体贴关爱他人的小人物形象,并给予他们充分的尊重。

　　三、宗教情怀下的温情慰藉

　　文学是一种对世界的个人生存体验方式,人性是其表达的观念之一。文学是“以审美为导向的生存体验,不是单纯的认知,而是饱含着情感的精神活动”。对人的普遍关注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对世事艰辛的哀叹和对人民疾苦的怜悯是文学所体现出的共有的悲悯情怀。“文学正是因为它具有悲悯精神并把这一精神作为它的基本属性之一,它才被称为文学,也才能够成为一种必要的、人类几乎离不开的意识形态的。”迟子建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悲悯意识的作家,“我认为文学写作本身也是一种具有宗教情怀的精神活动,而宗教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达到真正的悲天悯人的精神活动”。这种悲悯意识体现在她对底层人民的关注,对人性丑恶的宽宥,对苦难人生的同情与慰藉,因此作品流露出温情脉脉的情怀。

　　在迟子建文学世界的人物谱系中,农民、城市打工者、小城镇普通老百姓占据重要的一脉。《亲亲土豆》中的秦山夫妇只是礼镇靠种地为生的普通农民;《踏着月光的行板》中的男女主人公是一对儿从乡村来到城市打工的夫妻;《福翩翩》中的柴旺一家所在的县城的城西,“是一片连着一片的平房”,这些人都生活在底层,在迅速城市化的当下,迟子建以一名作家的道德感和人性意识抛开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来书写普通百姓的悲喜人生。文学在表现人性时所持的立场能表现出作家的思考深度。温情叙事并不能代表迟子建就是一位纯粹的人性善论者,“中国的老百姓大多数人都是处在这么一种尴尬状态中:既不是大恶也不是大善,他们都是有缺点的好人”{12}。在迟子建的作品中不乏对人性恶的展现,这种恶不是纯粹的恶,是一种与善交融的状态。《花(牛亡)子的春天》里曾给女人带来无尽的苦难的花(牛亡)子实际上再也找不回自己的“春天”了;《雪窗帘》中连“我”在内的所有对老妪寄予同情的人却仍然眼睁睁地看着她在卧铺车厢里坐到天明,这种温情叙事背后对人性的考量是更为深刻的。在平淡的叙述中可见作家温厚和热切的期望。而对人性善恶的揭示和表现并不能说明什么,重要的是对待这种善恶的态度。哲学家的任务在于解释这个世界,而文学家在审美地展现世界之后则会更多地表现对待民众疾苦的同情和安慰。迟子建本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从不担当道德的说教者,更不做夸张的描写,而是用文学创作的方式温暖人心,慰藉灵魂。这种悲悯情怀是一种大爱,它一方面来自于作家执著的文学信仰,如施战军所说是一种“独特而宽厚的人文情怀”,一方面则来自于她的宗教般的情怀。这种情怀是对苦难的包容,是一种深沉的情感力量和深邃的思想,给人一种精神震撼的力量。《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妮浩萨满因此能够在忍受亲人的接连失去而依然去挽救他人,表面看起来温情脉脉,而实际上它所体现出的悲剧感仍是十分强烈的。主人公生活的痛苦与艰辛并不能影响他承受苦难、善待他人的情怀。这是来自民间的生生不息的崇高力量,也是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

　　文学的人类苦难意识既有宗教因素,也有哲学内涵,文学对于苦难的表现因其观念形态的形式而凸现了人在形而上层面上的哲学思考。文学是迟子建关怀人生、担当责任、表达内心世界的一块自留地,温情叙事则是她耕种的一种方式,是她对待人生的态度和面对苦难的处理方式。在市场商业化大潮大行其道的今天,这种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体现着作家对文学本质的坚守,同时也是文学本身所散发出来的理想光辉。迟子建的温情叙事就是一种方式,立足于作者本身,我们发现温情叙事是作为作家的迟子建的创作个性,在温情中透视苦难,让人在辛酸中见希望,感受到生命的尊严,从而获得清醒的自觉,达到生命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