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的多重主题

《长恨歌》的多重主题

　　导语：《长恨歌》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所以《长恨歌》是有多重主题的，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长恨歌》的多重主题，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长恨歌》的多重主题 1

　　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

　　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概，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

　　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象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且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

　　《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妃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

　　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当然，这也反映了男权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望心理的美妇形象。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贵妃的形象描写反而采取了极俗的方式，一直写到“温泉水滑洗凝脂”，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

　　“女色祸国”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民间传说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己、褒姒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祸水”，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民间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能以自己的聪敏智慧战胜侮辱者，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 《羽林郎》中的酒家女，甚至《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等。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这样，但民间传说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评。而诗人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

　　与西方的女性赞歌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祸水”的历史观所抵销，被母性形象或无盐之类的丑妇形象所遮盖。但尽管如此，从《神女赋》、《洛神赋》到才子佳人小说，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与它相比，《神女赋》《洛神赋》的语言过深、过曲，而小说白描语言则过亵、过露。

　　这个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世俗化，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马嵬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寻仙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与宋词直至明清小说中更为世俗化、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

　　《长恨歌》的多重主题 2

　　《长恨歌》是中唐诗人白居易名垂千古的长篇叙事诗，也是我最喜欢的唐诗之一。关于这首诗的主题，历来众说纷纭。一方面是由于诗歌本身的多义性和作者态度的暧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李杨爱情与安史之乱的关系，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这也丝毫不影响《长恨歌》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对后世深远的影响。

　　经过仔细的研读和查阅资料之后，我认为本首诗的主题是双重的，不能简单归类为讽喻诗或爱情诗。作者一方面站在封建统治的角度，委婉地批判统治集团因腐朽荒淫而招致祸乱，希望当今统治者汲取历史教训，励精图治，不要荒淫误国。但全诗，尤其是写到安史之乱杨贵妃被缢之后，作者明显对唐明皇和杨贵妃真挚的爱情和悲惨的结局抱着同情的态度。甚至到了诗歌后半段，同情远远压过了讽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的爱情誓言和深深的悲剧气氛，千百年来感动了无数男女读者。

　　《长恨歌》和白居易的另外一首感伤诗《井底引银瓶》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井底引银瓶》一诗中，作者描写了一位美丽多情的少女和一青年男子一见倾心，未经父母许可，就与男子私奔结成伴侣。婚后却饱受男方家庭歧视，“不堪主祀奉频繁”，终于陷于被遗弃又无家可归的悲惨境地。

　　作者一方面站在维护封建礼教的立场，对自由婚姻加以劝阻。毕竟在封建社会，“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另一方面，在封建礼教和爱情的冲突中，对受迫害的天真少女，作者又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并劝勉女孩子要洁身自爱，遵守习俗，避免受到封建伦理宗法的迫害。“寄言痴小人家女，慎误將身轻许人”，已经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直至今日仍有重大的反思意义。

　　有了对这首诗双重主题思想的理解，我们就能更好地解读《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交锋激烈的爱情说和讽喻说，其实是并不矛盾的。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来研读这首诗歌，理解它丰富的思想感情。

　　首先来看作者的创作动机。与白居易同时的陈鸿，在《长恨歌传》中云: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

　　所谓感其事，自是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生离死别的同情。“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就是说白居易是要借助李、杨故事,惩戒红颜祸水,阻断祸乱的根源,以此作为将来的鉴戒。

　　而白居易本人，其《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云:“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则点明了该诗的主旨与男女风情有关,所以说从本诗最早的创作时代来看，作者本身的思想感情即是十分复杂的。

　　对主题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对诗作充分的阅读和理解上，我们具体来看白居易的《长恨歌》原文。唐玄宗、杨贵妃都是作者生前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

　　诗歌前半部分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重色。“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这两句诗开门见山，是全诗的总纲。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原因，又总领全诗。接着写道天生丽质的杨家女，终于“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玉环，终究使唐玄宗沉迷于歌舞酒色，过上了纵欲的生活，“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作者在这里毫不掩饰地揭露了唐玄宗不理朝政，重色误国的罪恶行径。而随着杨贵妃的得宠，“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竟然扭转了封建社会普遍重男轻女的社会心态，这样荒诞的行为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

　　最终“渔阳颦鼓动地来”，安史之乱爆发，皇帝带着兵马仓皇出逃，杨贵妃由于“六军不发”而被处死，李杨二人天涯永隔。这既是对历史事实的基本概括，也是诗题“长恨”的因由，同时包含一定的讽刺意图。

　　诗的后半从“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开始，即为沉重哀伤的悲剧氛围所笼罩。作者极力铺写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忆怀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的种种感触，并借四季景物的变换和孤寂的环境衬托他苍凉伤感的情怀：

　　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这段描写回环往复，层层渲染，极其有力地表现了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之深、之切，突出了李杨二人爱情的真挚深厚。接着作者运用了高度的浪漫主义，写临邛道士鸿都客，为玄宗上天入地寻觅杨妃，而杨贵妃竟在虚无缥缈的仙山出现。“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勾勒出杨贵妃天生丽质和风采神韵。与诗歌开篇“回眸一笑百媚生相比，这里的杨贵妃已经褪尽世俗情味，净化为理想女神，成为了爱与美的化身。

　　同时作者也赋予了杨贵妃对爱情忠贞不渝的美好品性。她“含情凝睇谢君王”，托道士寄去定情之物，又重申盟誓“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作者深怀着同情，表达了对美的毁灭的无限感伤：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从诗歌来看，白居易对李杨爱情的美化是很明显的。如隐去杨贵妃出于寿邸，整体上强化李、杨感情的力度等。特别是诗歌中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无限思念，已经超越了封建社会君王与妃子的等级制度，升华为男女之间平等坚贞的爱情。试想如果李、杨之间本无真情，安史之乱给予唐玄宗感情上的直接损失，不过是失去一位无足轻重的女子，又怎会有玄宗刻骨铭心的相思之痛呢？

　　从唐宋时期的文献也能看出,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本身是真挚感人的。唐玄宗不仅是一位封建帝王,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的多才多艺,在宫中也找到了唯一的异性知音,也就是杨贵妃。

　　《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云:玄宗在位多年,善音乐,若宴设酺会,即御勤政楼。

　　玄宗好音乐,还擅长于制曲。杨贵妃同样爱好音乐,擅长歌舞。据《旧唐书》记载:“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

　　他们的共同兴趣爱好集中体现在对《霓裳羽衣曲》的喜爱之上，可见精晓音律、喜好歌舞是支撑他们爱情的基石。

　　而客观上造成的与安史之乱,实质上也不是爱情本身的问题。如果将唐玄宗的爱情与其政治分开来考察,则更可以看出他与杨贵妃的爱情的真挚。这也是作者充分肯定和为之无限伤感的。

　　所以《长恨歌》是通过李杨情爱悲剧的复杂过程,婉转批评唐玄宗重歌舞情色、忽视国家管理的错误行为，揭示封建帝王荒淫误国、深情无寄的严重后果,并以此作为后世的鉴戒。

　　另一方面白居易也在史实的基础上吸收民间传说,从世俗中超越出来，对无法遏制的人性做了充分的肯定，歌颂了李、杨之间真挚的爱情,对他们那种因为特殊的时代原因而被迫生离死别，表达了极大的同情和无限的伤感。

　　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思想在白居易的诗作中得到了完美的融合，互为补充，共同使诗歌的主题复杂化、深刻化，千百年来深深打动和感染了历代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