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欧阳修

才子欧阳修

　　才子欧阳修是著名的宋代诗人，他的诗作影响深远，是中国古诗上耀眼的一颗明珠。

　　欧阳修，字永叔。不但文章名满天下，在政治舞台上，也能大显身手。他于宋仁宗嘉祐三年六月，以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至嘉祐四年二月，转任他职，一共在开封府任职九个月。欧阳修是包拯的后任，但施政风格却与包拯大相径庭。他严格执法，但却废除了很多不必要的繁文缛节。这样，不但方便了百姓，也使官吏的工作量减轻，从而提高了办事效率。欧阳修赏罚分明，京师亦得到大治。他承包拯威严之后，简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师亦治。政通人和，莫不爱服。欧阳修与包拯手段不同，但却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史称包严欧宽。与包拯一起，成了开封府尹中知名度比较高的人。梁举直是仁宗跟前比较受宠的臣子，他恃宠而骄，挪用公款，并指示军士为自己造别墅。这种明显违法的事情当然瞒不过别人，有人将他告发。欧阳修按照法律，将其抓到开封府。梁举直的家人也不是等闲之辈，一直将此事捅到仁宗那儿。宋仁宗面对这种事情，不好下圣旨，只好写了个手诏给欧阳修，让他把人放了。欧阳修不但不领情，反而指责梁举直的家人不该如此。梁举直的家人继续到仁宗跟前哭诉，说欧阳修连皇上的面子也不买。仁宗也动了真气，一口气写了三道手诏，坚决让欧阳修放人。欧阳修每收到一次手诏，就给梁举直加上一等罪。最后，梁举直得到的处罚是罪加三等。欧阳修又进宫面见仁宗，批评他不该如此放纵奸邪。好在仁宗是个心胸豁达的皇帝，心里虽然不痛快，但还是批准了欧阳修的做法。

　　宋景德四年(1007年)，欧阳修在绵州(今四川绵阳)出生，他的父亲在那时任绵州推官。欧阳修三岁时，他的父亲撒手人寰。欧阳修是母亲唯一的儿子，母亲郑氏自然指望欧阳修能够成才。但眼下连生活都成问题，母子两人只好到湖北随州，因为欧阳修的叔叔在那里。叔叔家也不是很有钱，勉强过活而已。欧阳修的母亲郑氏出身于富裕之家，虽是女流，却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没有钱买纸笔，她就用荻秆做笔，以沙地为纸，教幼小的欧阳修读书练字。欧阳修的叔叔看到小侄儿刻苦好学，也打心眼儿里喜欢。

　　天圣七年(1029年)春天，由一个叫胥偃的人保举，欧阳修参加了北宋最高学府国子监的考试。这年的秋天，欧阳修在国子监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中都荣获第一名，成了监元和解元，在第二年的礼部省试中又获得了第一，成了省元。

　　天圣八年(1030年)，殿试在崇政殿如期举行。宋仁宗亲自参加。殿试结果揭晓后，欧阳修获得第十四名，列二甲进士及第。

　　欧阳修没有得到状元的头衔，虽然有些小小的遗憾，但考中了进士也是值得夸耀的。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后代这些戏剧中的说法，成了欧阳修人生的现实。他不但被授予官职，而且还有了娇妻。

　　刚刚新婚，欧阳修就告别了妻子，前赴洛阳做官。他的上司叫钱惟演。是末代吴越王钱俶之子，平日，钱惟演不但不拘束他们，还和他们一块游山逛水，吟诗作赋。后来，钱惟演不得上司的欣赏，离开洛阳时。欧阳修他们还专门与钱惟演送别。当然，他们也闹过一点小小的不愉快。据说有次他们请了一帮妓，在一块喝酒。酒宴开始后，忽然不见了欧阳修和这位妓。左等等不来，右等等不来。后来，那位妓和欧阳修一起出现了。据那位妓解释，说是自己的头钗掉了，欧阳修帮他找头钗，故此迟来。因为这件事，钱惟演有点不大高兴，当然，这都是一些传说。

　　景祐元年(1034年)，欧阳修又被授予宣德郎的职衔，此时已28岁的他，回到京城开封，当了馆阁校勘，参与编修《崇文总目》一书。在京中，他一方面结交文友，诗酒放诞，所谓“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另一方面，他开始冷眼观看朝廷大事，希冀为国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当时，整个大宋虽然比较富足，人民也比较安居乐业，朝廷也比较宽厚仁慈，但随着这一切而来的一些弊端也开始显现。大宋最大的问题就是冗官冗员。朝廷过于仁慈，所以，录用了大批无事可做的官员，这不但加重了朝廷的经济负担，而且严重迟滞了大宋的行政效率。景祐三年，欧阳修的好友范仲淹开始呼吁改变现状，范仲淹认为，官员贪腐是最大的问题，而欧阳修则有不同看法，认为冗官冗员是一切弊政的根本。然而，他们两个的作法触犯了当权者，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众多官员的反对，范仲淹被贬去饶州。欧阳修也未能幸免，被贬到夷陵(今湖北宜昌)做县令。

　　欧阳修中进士时后，娶了胥偃的女儿，很可惜的是，这位夫人和欧阳修结婚没多久就病逝了。被贬后的欧阳修，又娶了已故宰相薛奎的二女儿。欧阳修的同窗好友王拱辰,先是娶了薛家的大女儿，大女儿去世后，又娶了薛家的三女儿。所以，无论怎样说，王拱辰一直是欧阳修的连襟。故欧阳修写诗和他开玩笑：“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

　　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又回到开封，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年)，欧阳修又被任命为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进行“庆历新政”，欧阳修积极参与，成了这场运动的骨干。他们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一系列建议。但因为老是触动一些官员的利益，所以得不到支持，最终的结果是遭受失败。庆历五年，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相继被贬至外地，欧阳修也被被贬到滁州(今安徽滁州)任职。后来又到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等地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