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如乡村散文

彼如乡村散文

　　一、上学的日子

　　母亲是小学老师，小时候，我随她度过了一段乡村小学的日子。

　　学校是整个大队唯一的一所小学，七个自然村的孩子都在这所学校读书。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总共有近两百个学生，学校只有五位老师，除了校长王老师和她，其他三位都是从各个村里聘请的民办教师。

　　从石磨村出来，穿过一条土路，爬上一小段缓坡，就是学校的地盘了。长方形的一大块平地，是学校的操场，从操场中央穿过，登上青石板镶嵌的台阶，就是学校的教室了。教室全都是木头架子、瓦屋面，是个典型四合院，正对面那栋有两层，楼上是五年级的教室，楼下靠右边是校长的宿舍，宿舍有两间，里间是他的房间，外间是学校办公室，那个唯一可以看时间的吊钟就挂在外面这间房屋正对面的墙上。其余三面都是教室，妈妈带着我们四姊妹就住在左边教室最边上的角落里。

　　教室是用土坯建盖的，柱子和梁都是从山上砍来的大树的原料，黑板也是几块木板用钉子钉在一起，刷上村里的土漆，用两个支架墩在上面。课桌更是简单，宽一点的木板钉起来做桌，稍微窄一点的做凳子。每一套课桌可以坐四个人，一个教室有四个组，每组恰好四个人。四个人的凳子桌子都是连起来的，，只要一个在凳子上乱动，其他三人也别想写字。

　　农村学校的冬天好像特别冷，每天早上我和哥哥姐姐就得早早起床，把每个教室里的火塘点燃。有的时候，柴禾没有干透，我们得跪下去，对着火洞口用嘴吹，直到红苗高高串起，滚滚浓烟从教室的房顶上冒出，才能回家洗脸，洗过脸还得检查一遍，用棍子戳一下上面的碳，碳才会烧得彤红，学生们到学校的时候，浓烟已经散去，火塘里的火苗已经在跳跃了，教室里温暖了起来。

　　这个燃火的工作是我妈命令我们做的，整个冬天，无论天气多么寒冷、被子多么暖和，我妈一叫，我们就得急急忙忙起床。如果晚了，浓烟滚滚，教室里没法待人，如果太早，又白白浪费了煤炭。

　　学校的生活是从每天早晨的钟声开始的，伴着“当、当”的响，寂静的校园一下喧闹起来。当时的钟其实只是一块长长的铁，上面有个洞，用一根铁丝挂在学校正面高高的柱子上，敲钟的是一根钢筋，手拿的地方弯出一个柄。

　　我记得早操、自习和上课的钟声是有区别的，但是究竟敲几下，我已经忘了。总之，随着早操钟声敲响，大家排好队，围着操场跑步。干季的时候，没有水，老师还会带着我们到学校后面的海坝里跑，整个无水的季节，海坝里跑出了一个明显的大圈。由于人多，时间一长，海坝里的土就被我们踩得非常结实，用荒耙都挖不动。现在想起来，我们就像一条条围着海坝游动的鱼。

　　对父母的尊重在农村孩子眼里就是不可以叫自己爹妈的名字，甚至同音都不可以。有一个同学，他的父亲叫尹朝阳，高老师教音乐的时候，有一首歌里有一句歌词：红星映朝阳，映朝阳……唱到这句的时候，这个同学立马把嘴闭得紧紧的，高老师奇怪了，问了很多遍他就是不说话，最后一个邻居家的同学才举手说，老师，老师，他爹叫尹朝阳。下课后，几个老师聚在一起，把这件事当笑话讲，我听到后，记住了同学父亲的名字，却根本记不得这个同学叫什么。

　　父母的名字如此神圣，调皮的农村孩子也就经常喊别人父母的名字取乐，吵架的时候喊，开玩笑的时候也喊。有一次我妈上课，讲反义词，她说“上”的反义词是“下”，“高”的反义词是“低”，以此，“长”对“短”、“左”对“右”、“漂亮”对“丑陋”、“懒惰”对“勤劳”。下课后，我妈才回到屋里喝杯水的功夫，两个男生就打架了，原来有一个男生的妈妈名叫柴小左，另一个男生在教室里大叫，你们说，柴大右的反义词是什么？其他人齐声回答：柴小左，柴小左的儿子一拳上去，打得那个男生口鼻流血。

　　由于从来没有见过，甚至没有听到过，我们对课文的理解有些困难。记得有一篇课文是一个谜语：队里又添一头牛，不会吃草爱喝油，突突突突跑得快，耕起地来是能手。无论我妈怎么解释，我们就是瞪着一双眼睛傻乎乎看着她。直到有一天，生产队从公社上调来一辆拖拉机犁地，我妈急忙带着我们去看，我们才恍然大悟。说到拖拉机，村里赵奶奶还闹过一个笑话，那是拖拉机第一次到村里，一天就耕了快五十亩地，赵奶奶听说后，急忙从家里抱了一捆包谷杆，扭着她的小脚颠颠送去，开拖拉机的陈师傅说，老人家，它不吃草！赵奶奶问，不吃草么吃什么？陈师傅说，吃油。赵奶奶心疼，说，油么，唉，一年到头好容易宰头猪，食品组拿掉一半，剩不得多大点了。陈师傅笑得腰都弯了下去。

　　那个年代的乡村，什么都新鲜，什么都稀奇。讲到《电的用处大》那课，我妈给我们讲：电的用处大，水电站、火电站，都可以发电。我们问，发电干什么啊？我妈告诉我们，有电就可以点电灯，可以看电影，就不用点煤油灯了，人家城里现在都是这样。同学们回家后，总会把学校里老师讲的新鲜事告诉家长。有一个叫杨永厚的同学跟他妈说了这件事，他妈笑嘻嘻地对了一句，还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呢，我们这里是楼上楼下、摸七摸八。

　　乡村的课堂与城里不一样，老师管得不是很死，家离得近的学生甚至会带着弟弟妹妹来上学，有一个姓柴的女生，每天下午都是背着她一岁多的弟弟来上课，因为凳子是连在一起的，坐上去不方便，每堂课她都是背着弟弟，站着听。有时候弟弟哭了，她就悄悄跑出去，把弟弟哄乖才又进来。常常老师讲课的间隙，都能听到她的声音，小强，乖乖，听姐姐的话，不要哭了，晚上回去，姐姐给你搅稀饭吃，你再哭，老师不让姐姐读书了。她每天就这样站着听课，有时候弟弟睡着了，我妈会让她把弟弟放在长凳子上，用背兜盖好，让她歇一会。这个女孩后来听说考上了大学，当了老师，后来还到另一个乡镇中学做了校长。

　　中午放学的时候，离家近的同学回家吃饭，离家远的回不去，学校也没有食堂，早上上学的时候，他们会从家里带饭来。用一个饭盒装着，中午的时候，把饭盒放在火塘上热热就吃了。也有不少同学连饭都没有，用背箩背着一些洋芋，最后一节课的时候，放在火塘里闷着，一放学，将洋芋丢进背箩，使劲摇，把表皮的灰摇掉，再用一块小竹片仔细刮干净，就吃了。条件好一点的，会带一点包谷面和豆面做的酱，蘸着吃。我记得，同学们的嘴常常黑乎乎的，手也很脏，冬天的时候，满手的血裂子。

　　有一年我妈忙不过来，把我送到城里给爸爸带。在城里读了一年的书回到乡下，我成了全校学生羡慕的对象，没事的时候，他们都爱围着我，听我讲城里的事。我告诉他们，城里不点煤油灯，点电灯，点灯不用火柴，用一根绳子一拉就来电了，可亮可亮了。我告诉他们，城里有自来水，在水管上一扭开关，水就会哗啦啦地淌下来，把嘴凑上去就可以痛痛快快喝个够。城里还有洗澡堂，可以舒舒服服洗个够。我告诉他们，城里有电影，我看过《红孩子》、《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等等，说到这里，我会骄傲地唱几句：红星闪闪，放光芒……上课的钟声常常在我夸夸其谈的时候不识时务地敲响，我们奔进教室，从两张课桌中间轻轻地跳进去，听陆老师讲1+1=2，2+2=4的时候，我的心就会飘到城里，想着城里那些有趣的新鲜事，回头看看同学们，他们也同我一样，一脸的向往。

　　每天放学的时候，夕阳染红了大地，海坝中间的那条河金光闪闪，就像有许许多多的鱼在游来游去，同学们追着霞光一路打闹着回家。学校一下安静下来，如同一个饶舌的孩子被妈妈呵斥以后突然闭上了嘴，再也没有声响。我呆呆坐在门前，双手杵着下巴想，要是我们一家都能到城里，过那种不用挑水、砍柴的日子，该有多好啊！

　　好容易放了署假，我妈又要到城里学习，只带着弟弟去，哥哥、姐姐和我依然留在学校，自己过日子。我们依然每天背水、砍柴，有时候我们会去河里洗衣服被子，我们光着脚，把被子放进河里漂，一阵风过来，被子被吹成一个大鼓包，按都按不下去。那个时候，我们的心里涨满了自由。

　　开学了，学校又热闹起来，同学们都会穿得干干净净，偶尔有人添了新衣裳，是那种自家织的麻布衣裳，织出来的时候只有一个颜色，白黄白黄的，在农村太不经脏，多数女人会用青壳核桃的青皮煮成水，把衣裳染得黑黄黑黄的，这种颜色一年不洗也看不出。脚上的布鞋是千层底的，男生的是黑色、蓝色的剪子口，女生是红色、绿色的方口，这种鞋子好穿，也耐穿，就是下雨的时候鞋底容易湿，湿了以后很难晒干。如果连天的雨，就得放在火塘边烤，不然新鞋子也会生霉捂烂。同学们用的书包也是白色的麻布做的，挑上一些花，也有一些勤快的妈妈们用碎布拼成各种花样，看上去很漂亮。书包的带子都做得宽宽的，背着一点都不累。也有些同学家里穷，根本没有书包，我见过尹家大坡的一个同学，每天用一个纸盒装上书端着来上学。

　　多数同学读书很用心，他们知道要走出这个大山，读书是唯一的一条路。他们从课本里，对外面世界有了一种朦朦胧胧的憧憬，对那些稀奇古怪的新鲜事充满了向往。

　　这所由庙改建而成的小学，安安静静坐落在石磨村的坟塘边，坐落在我的心里，虽然简陋，却给了我们一生的启迪和记忆。

　　而我，三十多年后，再也找不见它。

　　二、姑奶奶

　　姑奶奶到姑爷爷家做童养媳的时候才6岁，个子很小，三寸金莲，脸盘子圆圆的，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让人想笑。两家是老亲，姑奶奶是她婆婆家那边的亲戚，两家都是地主，也算门当户对。

　　婆婆在世的时候，姑奶奶在姑爷爷家日子还算好过，吃得饱穿得暖。婆婆会教她用笋叶纳鞋底、用旧布绣鞋垫，用麻杆抽丝纺线做麻布衣裳，也会教她洗衣做饭。做的最多的还是带弟弟妹妹，姑爷爷是家里老二，下面的弟弟妹妹几乎都是在她背上长大的。姑奶奶说，她其实是当丫鬟使的，在家里没有地位，弟弟妹妹的名字也是不准她随便叫的，通常都是叫小哥、小姐。不知道是遗传还是营养不足，或者是干活累伤了，姑奶奶的个子后来再也没有长高。

　　姑奶奶做童养媳的时候，姑爷爷已经上学，高小毕业又住校去了，对这个童养媳也没有什么主张。初中毕业那年，姑奶奶十六七岁左右，家里就做主帮他们磕头，圆了房。

　　姑奶奶二十岁左右，娘家开始败落，疼爱她的婆婆也病故了。姑爷爷成了地下党员，在宣威宝山一代，一边做教员，一边做地下工作，几乎不回家。姑奶奶的日子开始艰难，在家里的地位更加像个丫头，常常被大伯、大嫂欺负。她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度日，吃穿都得看人脸色，更没有多余的钱供两个姑娘读书，最小的儿子，因为要延续家族香火，书倒是读了，但是8岁那年，忽然得肺病死了。加入党组织的姑爷爷，行踪不定，走南闯北，儿子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解放后，姑爷爷在另外一个县做了官。那一年，个子高大、仪表堂堂的姑爷爷终于回来了，与他同来的还有一个同样穿着中山装、上衣口袋上别着一只钢笔的律师。做了官的姑爷爷对包办婚姻深恶痛绝，尤其是一字不识、个头矮小，根本没法交流的姑奶奶，所以带着律师打官司离婚来了。不知道那场官司怎么打的？也不知道生性柔弱的姑奶奶怎么应付的？反正后来婚是没有离成。只是那一场官司成了村里人津津乐道的聊头，因为在村里，甚至县里，姑爷爷是第一个请律师的人。多年以后，姑爷爷得肠癌死去，姑奶奶说，在法庭上她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一直流眼泪。

　　姑爷爷没当了几年官，遇上了派性斗争，被划为“右派”，与当时的县委书记一起送到劳改农场劳改。右派帽子摘掉以后，姑爷爷恢复工作，到贸易公司当书记，就再也没有提过离婚，还把姑奶奶接到县里一起过日子。他们的两个女儿已经嫁给了当地的农民，有了五六个孩子，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

　　为了表示对女儿的歉疚，也为了弥补老年生活的空虚，他们曾经带了个外孙来县里，但无论怎样用心看管，那孩子就是不愿读书。初中毕业就工作了，后来厂里改制买断工龄下岗回老家种地去了。

　　年老的姑奶奶与姑爷爷相依为命，姑奶奶把全部心思放在姑爷爷身上，伺候得妥妥帖帖。离休在家的姑爷爷重新练起了书法，连同几个退休在家的老年人创办了老年书法大学，教书法、写碑文，逢年过节单位来慰问的时候，他会写上几个大字，偶尔还会拉拉二胡，哼几句唱腔。每到这个时候，姑奶奶总是静静站在一旁，续水、铺纸、拿笔，配合得天衣无缝，一点都看不出来他们曾经闹过离婚。

　　姑爷爷得直肠癌死后，姑奶奶很寂寞，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慢慢得了老年痴呆症，一次次走失，一次次被人送回来。我还接到他们家邻居的电话去找过几次。有一次，姑奶奶交电费出来走错了方向，摔进路旁的排水沟里，把胳膊摔断，送进医院医好后被她的女婿接回了老家。

　　她死的头一年，我去看她，她已经认不出我了。

　　三、鬼故事

　　学校很小，在一个叫石磨的村子里。说是学校，其实只是将从前的破庙重新改造维修了。学校的后面是一片坟塘，埋着村子里的先人。母亲是这所小学唯一一个以学校为家的人。

　　童年的冬天好像特别冷，夜也好像特别长，经常要醒很多次，才能捱到天亮。漆黑的冬夜，根本做不了什么，村里的男女老少常常跑到我家摆白（讲故事），神颠颠一个赛一个讲他们听来的鬼故事。

　　教体育的柴老师说：有一年，村里死了一位老人，亲朋好友都来送葬烧纸，有一个外村的男人来得晚了，只好走近路，穿过干枯的坝子爬上一段悬崖时忽然下起了雨，找不着躲处，只有坟塘里卷边的墓碑下可以避，那人急忙跑到那儿，就听到两个男人说话。一个男人说，听说小柴三家公公死掉了，天天有水饭有钱纸，走我们去戳点回来。另一个说，不去，我刚刚去看了一眼，水饭没戳得，还被人家赖了一回。先说话那个问，咋个赖你了？他说，他家的瓢明明掉进水缸里，他媳妇没找着，还说被鬼拿去了！躲雨的男子吓着了，不要命地冒着雨跑到柴小三家，问，嫂子，你家的瓢是不是丢了？你捞捞看，在不在水缸里？一捞，果真在。柴老师后来很神秘地加了一句，从此村里人不敢随便骂鬼了，因为他们怕被鬼听了去！体育老师的脸，被煤油灯的光映得黑亮黑亮的，那是我小时候，关于鬼的第一次飘飘晃晃的记忆。

　　村里流传更多的是“小卷毛”的故事。小卷毛是个漂亮的小鬼，她的坟在坟塘与海坝的中间。一截缓坡，坡的左边有几棵映山红，映山红旁有一座小坟，不是村里的人，根本不知道那里埋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这个小姑娘原本是村里最漂亮的孩子，有一头天生的卷发，睁着一双乌黑闪亮的大眼睛，家里已经有了三个哥哥，所以对这个女儿格外疼爱，还拜祭给了海坝边那块笔直高耸的大岩石做了干女儿，取了个小名叫小老虎，村里人都叫她小卷毛。

　　小卷毛十四岁那年，地里的麦子熟了，她到河边捡麦子，不小心踩进海坝的淤泥里，等小伙伴叫了大人把她拖出来的时候，已经死了。按照村里的习俗，没有结婚的女孩一般不让葬在家族的坟地里，由于父母疼爱，加之她长得漂亮乖巧，村里默许她家在离坟塘不远的地方，用几块木板钉了一口小棺材，把她葬在映山红盛开的野地里。

　　小卷毛葬下不久，村里就常常闹鬼，有人看到她天一黑就四处转悠，有时候她手里攥着一把麦穗，有时候看不到表情，有时候她会冲见到她的人笑，回去以后，见到她的人就会生病。夜深的时候，甚至会听到她稚嫩的歌声。

　　诸如此类的传说很多，但我记得的已经不多了。它们让我感到恐惧，到了晚上，学校里空荡荡的，只剩下妈妈和我们四兄妹。天黑，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寒风呼呼吹着，从棉纸糊的窗户里、门缝里、瓦片里不停朝我们挤，柳树、桃树在寒风中掉光了最后一片叶子，只剩下坟塘边的沙松直愣愣傻站着，乌鸦“呱、呱”地在学校里到处乱飞，好像在一年级的教室边，又好像飞去了五年级的教室里，有时候感觉又飞到了后面的坟塘。随着寒风的叫，房顶上有猫急速掠过，我总感觉那是鬼从房上掠过。有一回，正在一边洗脚一边冲瞌睡的我吓得把盆踩翻了，碰到了火炉，仔细看，至今都还能看到小腿上隐隐的一小块疤。

　　因为害怕，我们都不愿离开妈妈，总是坐在火炉旁，守着妈妈改作业。那时候没有电，家家用的都是煤油灯，妈妈小桌子上忽闪忽闪的，哥哥在一旁写作业，我和姐姐坐在铁皮炉子边烤火。我昏昏欲睡，头一冲一冲地，姐姐跟妈妈告嘴，妈，你看老三，又打盹了。妈说，你带她洗洗睡去嘛！

　　我们都不睡，不是我们不听话，是里屋黑得让人害怕，妈妈不睡，我们是不敢睡的。

　　后来，家里也发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一天半夜，我们都睡了，妈妈把灯端到里屋，正改着作业，外屋却传来了一阵打斗声，乒乒乓乓，听上去家里的凳子、桌子，还有那些盆盆罐罐全被打碎了，惊醒后，我们连忙挤到一起，瞪着妈妈不敢吭声。外面的打斗声更激烈了，其中一个似乎一下被推了过来，狠狠撞到里屋的门，一大条缝。到了这时，打斗声突然嘎然而止，整个学校死一般的静。我扑进妈妈怀里，全家一夜不敢闭眼，一直等到天亮。

　　后来，陆老师来了，敲我家的门，我们才急忙穿衣起来。一看，外屋根本没有一丝打斗的痕迹，家里所有的摆设也都好好的。

　　就这样，我们心里越来越瘆得慌。

　　学校背后那片坟塘，很宽、很大，一年四季除了冬天，地上的草绿油油的，比其他任何地方都长得茂盛，草地上开满了各种颜色的野花，周围有很多沙松树。即使是下过雨，在坟塘里玩也不会把鞋子踩脏，所以，那里是学生们的游乐场。

　　一天放学后，几个女生跑到那里玩“搂小賨”，一个人蒙着眼睛，手里捧着一捧泥巴，上面插一根小棍子，另一个牵着她转三圈，把她手上的泥巴和棍子丢下，再绕三圈，解开眼睛上的布，让她去找那根棍子，找到的算赢，找不到算输。可到了她解开眼睛上的布时，忽然发疯了一般，使劲挣，嘴里又哭又骂：不要拉我，我不去，我不去，我认不得你，你走开……一起玩的小姑娘们吓坏了，赶紧把她送回来，我妈把她爹叫来，背回家去了。

　　过了几天，她重新来上学的时候，我悄悄问她，她说，她记得自己到了一所新盖的房子面前，有一个不认识的人非要拉她进门，她不去，一直在反抗，想要挣脱那个人的手，但是怎么也挣不脱，幸好来了一个人，好像是她家亲戚，那个人打了她一巴掌，骂，你跑来这里干什么？还不快死回去！她才被同学拉回来。回家跟她妈说起那个亲戚的样子，他妈说是她家的一个远房表叔，死了好几年了。

　　这事发生以后，我们再也不敢去坟塘玩。

　　让我们彻底崩溃的事情还在后面，一天黄昏，生病的姐姐坐在家门口忽然叫起来，妈妈，有个背着孩子的女人在扯学校的柳条！妈妈冲出门来根本没看到什么人，姐姐还在说，你看你看，她扯不着还垫起脚尖来呢！我妈问，在哪儿？姐姐说，从五年级教室旁边跑进坟塘了。妈妈跟着跑到坟塘看，根本没有人。再后来，还不会说话的弟弟每天晚上半夜总会一次次地哭醒，就像被人掐醒一样。

　　开始的时候，妈妈表现得很镇定，慢慢地，她也害怕起来，不得不跟学校的其他老师说了。后来，学校决定腾开一间宿舍，每周由一个男老师值周。

　　可是，我们仍然害怕。村里小石锁的奶奶找来一个司娘婆，拿个鸡蛋在我家屋里从里走到外，嘴里念念有词，用松柏枝和溪水里的鹅卵石打醋碳，又用桃树枝削了几个木削子钉在家里的四周，她说，那个打架的是我死去的奶奶，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也死了）来我家，不知为什么，惹奶奶生气了，所以奶奶用拐棍打她，赶她出门，结果就打起来了。至于弟弟一惊一乍地哭，是因为床底下原来是一座坟，弟弟每天睡在他上面，他不高兴了就掐他一下。而姐姐看见那个本来就是鬼，闲着没事扯柳条玩呢！她让我们准备了好酒好菜，还有纸钱，在学校一旁的包谷地里烧了，叫那些鬼魂要钱的来拿钱，要酒的来喝酒，想吃饭的来吃饭。她还恶狠狠地说：你们一天老捣乱，给是要把老师都撵走？撵走掉给是要让村里的娃娃做睁眼瞎，什么也不认不得，一辈子像我们一样，连个工分都记不来？

　　也怪，学校从此变得平平静静，再也没有闹过鬼了，但我们天黑以后，还是不敢去外面玩。

　　后来长大了，想起这些事，突然对那些讲故事的村里人敬佩起来。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们那些关于鬼的讲述，给我贫乏枯燥的乡村记忆抹上了一层生动神奇的色彩。

　　从此以后，我不敢小看来自村里的任何一个人，在我的眼睛里，他们中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都带着一种鬼和神的力量。我越发听话了，嘴也变得更甜了，爷爷、奶奶、大爹、大妈、小叔、三婶……有时候顽皮，跟姐姐抢被子，闹得一塌糊涂，但只要妈妈说，好好盖被子睡觉，再闹小卷毛来找你了。我立马吓得钻进被子，睡得比谁都乖。

　　我想，肯定是从那时起，由恐惧开始，对小卷毛以及他们所有的故事和讲故事的所有的村里人，我有了一种深深敬畏的禀赋。

　　四、香君

　　村里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一家，女人姓什么我已经记不清，只记得名字叫香君。上海知青，非常漂亮的女人，高高的个子，稍微有点胖，脸色红润、皮肤白嫩，留了个短发，因为是上海人，所以她那种发型在村里就叫做“上海头”。她说话跟唱歌一样，用村里人的话说，就是她说话“造得很”。据说她是全公社二十多个知青中长得最好看的了，手又巧，会打缝纫机，一块块布料只要交给她，不出两天就会变成一件件漂亮的新衣服，一条条合身的新裤子。

　　知青的到来，尤其是香君的到来，像一块石头丢进了学校下面的海坝里，在我们村激起了层层浪花。她就住在学校，每天早上起来一打开房门，就会看到一捆小白菜，两个莲花白，或者几个青辣子、青包谷、茄子，有时候还有一小箩筐洋芋。不知道是谁送的，反正我和哥哥悄悄把我们家棉纸糊的窗户纸用舌头舔开一个口子，躲在后面望了好多天，就是没有看到是谁送的。我跟哥哥讨论过这个问题，我怀疑后面柴家坟塘又闹鬼了，后来仔细观察，她的脸色很好，不像撞着鬼的样子，最后我们一致相信是教室旁边那棵大柳树变成精给她送的。

　　她常常把那几个男教师大老远帮她挑来的水用来洗头。洗头的时候，她用茶壶把水烧热，提到门口，再用一只桶装满冷水，用上海香皂洗她的短发。那块香皂的味道好闻得很，但我们非常鄙视，她常常在她房间哼着好听的歌，早上起来开门倒水的时候，她身上还有一股甜香甜香的雪花膏味。我哥严肃地说，这一定是个资产阶级家的大小姐。

　　她分不清麦苗、韭菜，麦苗返青的时候，她会对河梗上放牛的李大爷说，大爷，这下面那么多青草，你为什么不把牛赶下去吃？夏天捡菌的时候，她捡回来一大篮，拿过来给我妈看，几乎全部有毒。她不会蒸包谷饭，只好常常吃煮洋芋。青包谷可以吃的时候，她会煮包谷吃。经常，我妈会叫她到我们家吃饭，我打心眼里不喜欢这个漂亮的绣花枕头。

　　下过雨，就到了生产队出工点包谷的时候。她穿着一双黑皮鞋，刚出学校门，就被稀泥巴把鞋子拔了出来，只好把裤脚卷起，提着鞋子回宿舍换。那时，我听到她嘤嘤抽泣，高兴和哥哥击了一下掌，悄悄龇着嘴笑。

　　她在学校好像没住多久，在我还不喜欢她的时候，她忽然嫁给了学校的陆老师。陆老师是学校长得最帅气的，教数学，清瘦帅气，温和安静，天天穿着一件褪色的蓝衣服，虽然上课回家还要做农活，但他的衣服永远干干净净。其实之前也从没有发现他们有过什么接触，每晚煤油灯照出的影子里也没有看到过陆老师，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勾搭上的？虽然见过陆老师帮她挑过水，但陆老师还帮我们家挑过呢！当陆老师把她娶回家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不知道是因为香君走后，这学校里又只有我们一家？还是我们几姊妹少了一些话题和乐趣？我想了几天，最重要的还是不放心陆老师娶一个资产阶级大小姐做媳妇，日子一定过得非常悲惨，她这个剥削阶级一定会让我们最尊敬的陆老师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

　　他们结婚后，陆老师依然每天来上课，那件蓝衣裳不穿了，常常穿的衣服变成了灰色的涤盖棉中山装，听说是香君从上海给他买回来的布做的。陆老师更加温和了，笑容也更多了，跟学生上课的时候也开始“造声造气”起来，我妈说，那叫普通话！看来我的想法多余了，慢慢我也就放松警惕，忘记这个资产阶级大小姐。

　　快过年了，爸爸从城里回来，给我和姐姐扯了两块布，我妈带着我们去她家请她做衣裳，我才又见到她，她已经是两个娃娃的妈了。她用一个小皮尺，在我的肩上、手上、腰上比比划划，用笔记着什么，又从我的胸前量到身后，最后，从领口量到脚边时，她温和地笑了，对我妈说，这孩子越长越好看了。忽然，我喜欢上了她。量完衣服，她留我们吃饭，妈妈推了半天，答应了。她煮了盐水洋芋，用青辣子炒了个猪肝豆瓣，烧了个干酸菜汤，非常好吃。尤其猪肝豆瓣，挑一点放在洋芋上，再喝碗干酸菜汤，吃得我痛快至极。

　　后来，妈妈调到城里，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她。只听说上海知青返城的时候，她还是回去了，不过陆老师也是跟着调过去的，只是改行进了印刷厂。

　　再后来，听说还是离婚了，陆老师又回到云南，住在他儿子家！

　　五、玩场

　　夏天，学校是一年里最热闹的时候，放了学的孩子们磨磨蹭蹭，不想回家。

　　学校的操场就是一大块平地，下课的十分钟，女生们在一起，“拿子”、“抓拐”、“跳绳”，男生们玩的是“打陀螺”、“翻毛球”、“滚铁环”。一直要等到敲钟了，大家才像鸟一样，扑腾着翅膀飞回教室。

　　记忆最深的就是“拿子”和“抓拐”。“子”就是大小差不多、相对光滑的小石子，每副“子”有六颗、八颗、十颗不等，其中一颗往上丢起的同时，抓下面的“子”，然后接住丢起来那颗，接不住或抓不起“子”的人就是输家。“抓拐”用的是猪拐骨，用墨水把小那两面染成红色、蓝色，另外还有凸、凹两面，一共为“红、绿、凸、凹”，然后缝一个沙包，沙包丢起来的同时，把下面的拐一个一个翻起来，先翻红那面，再翻绿那面，四面翻完,再分两次抓起来，没有完成的算输。

　　毛球是用棕做的，用麻线一遍又一遍紧紧缝在一起。翻的时候使劲往下一砸，在毛球弹起的瞬间，转一个圈，再稳稳接住，往地上砸，再转圈，再接住，以此，翻得多者为赢。后来发现，这种毛球其实就是皮球的前身。农村孩子的玩具一般都是自己动手做的，如果玩具做得不好，比如毛球，缝得不均匀，弹起的时候就会往一边偏，转过身时要跑到一边去接，如果做的时候毛球的弹力不够，弹不高，就没法接住。所以想要成为游戏的胜利者，必须好好的在做这道工序上下功夫。

　　学校每个星期有半天的劳动课，春耕的时候，学校会带着我们到生产队去帮忙，比如种洋芋、点包谷。秋收的时候会帮队里割荞和麦子。更多的时候，是带着我们上山砍柴，因为全校师生到了冬天都靠烧火取暖，所以夏天就要开始准备了。

　　砍柴这天是我们最兴奋的时候，大家都会趁机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比如砍一棵碗口大的杜鹃花树杆回家削陀螺，女生们会摘杨梅、羊奶果，还会捡菌子。

　　柴家才坐在地上用镰刀削陀螺，先剥去树皮，放在地上，竖着树干，一刀一刀把头砍成尖的，再慢慢加工。陀螺的底部不能太尖，太尖转不快。但也不能太凸，太凸站不稳。上部不能太高也不能太矮，要恰好合适，发陀螺的时候才好用鞭子裹住。基本形状出来以后，就得慢慢把它削光滑，才能保证陀螺的稳和快。柴家才做的陀螺最好，陀螺打得自然也最好，上面那个天井有些小，常常不够他施展，一大群孩子跑到下面的操场，围着他，只见他“啪”的一声，陀螺刷得满操场跑，陀螺转到哪儿，孩子们就跑到哪儿，陀螺转得慢了，其他小伙伴就会惊呼：快，快，快不行了！柴家才得意地跟上去，“啪”地再添上一鞭，陀螺又开始稳稳转起来，操场被同学们跑得黄灰直冒。

　　那时候一周才有一天休息，这一天我们几姊妹要做家务事，会到河里洗衣服，也会上山砍自己家里的柴。每次上山都是和村里的小伙伴一起去的，总是不会少下十多个人。到了山上，我们把柴砍够，就会去梭坡。“梭坡”是我们特别喜欢的事，但是每次回家都不敢跟爹妈说，因为不但会把裤子梭得很脏，还特别容易把裤子梭破。在山上，有一种土不会长树，也不会长草，总是在一个偏坡上，这种坡就是我们最喜欢梭的坡。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会砍一枝树枝垫着，从坡顶梭下去，但是树枝会影响速度，找不到那种心跳加速的快感。后来我们不再用树枝，直接坐在坡上急速而下，每次都是一边梭一边惊叫，太过瘾了！小石锁更好玩，有一次他大叫着，你们看，我坐土飞机了！结果速度太快，话音刚落，已经梭到沟底，我们全都笑得岔了气。梭够了，才发现裤子上全是泥巴，这样回去一定会被爹妈暴打一顿，所以我们梭完后，全都要把裤子上的泥巴在河里洗干净，才敢回家。

　　乡村的游戏总是充满了野性和刺激，不需要花钱，只要我们想玩，就会非常开心。

　　躲猫猫我爬到了树上，躲得睡着了，他们都没有找到。跳马的时候没有木马，我们就弯下腰，一截截升高。我们把“城门城门几丈高，骑白马买把刀，钻进城来挨一刀”的儿歌变成游戏。我们扯根柳条编成草帽，找根竹竿扛在肩上，就玩打仗。我们把栽秧果一颗一颗串起来，挂上脖子，就成了项链。我们摘朵野花插在头上，就变成了新娘。

　　没有小伙伴玩的时候，我和哥哥就会到海坝边摘一种我们取名叫“喂哦”草的草籽，用一张纸把草籽平平地放在上面，对着这些草籽“喂哦”、“喂哦”大声喊，草籽就会随着我们的喊声跳起舞来。有时候我们也会拔几根“破密草”，一人拉住一头，把草从中间撕开，给村里的新媳妇算算，她们家到底生男孩还是女孩？我记得如果撕开的草成为一个方形，就说她家生男孩，如果撕开的草不成形，就说一定是生女孩。我记不清我们这种算法准不准，因为等人家生孩子的时候，我们早就忘记给她家算过命了。

　　有时候，我和哥哥会跑到地埂边，对着一个个泥巴上的小窝窝使劲吹，吹几口，叫几声，喔，喔，聋子聋子开门，聋子聋子快开门！很奇怪，每次都能叫出一种我们叫“地鼓牛”的小家伙，小小的、黑乎乎的，好像也没什么用，就是把它们叫出来，我们就开心了。

　　那个时候，玩法很多，总是不会寂寞，就是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也会看蚂蚁搬家，如果蚂蚁不搬家，我就回家舀瓢水，灌进蚂蚁洞。过了一阵，蚂蚁就开始急急忙忙搬起来了，无数只蚂蚁扛着它们的食物，浩浩荡荡排着队往外走，像一根黑色的链子。它们好像会讲话，整整齐齐，绝不会走散。我趴在地上看了半天，才发现原来它们是用头上的角交流。有一次我想，经常这么打扰它们，实在对不起，就回家抠了一块洋芋给它们送去，我把洋芋放到地上，拦住了一只蚂蚁的去路，蚂蚁好像是被这突如奇来的庞然大物吓坏了，转身就跑。我渐渐也没了兴趣，回家睡觉去了。

　　我就是这样玩着玩着，就长大了。

　　六、小婶

　　小婶是村里第一个穿喇叭裤，烫大波浪卷发的人。她嫁到小叔家，在村里刮起了一阵风。

　　小婶是镇上一个老板的女儿，八十年代初，作为先富起来的人，小婶包揽了所有人的羡慕与嫉妒。小叔在村里一表人才，尤其那一双眼睛，清澈有神，用村里人的话说：那可是一根葱的子弟（帅）！小婶的父亲承包了一条乡村公路，小叔是去小婶家打工，给工地管账。小婶闲着没事，父亲让她帮着做一些付钱、采买的事。一来二去，两人就好上了，不顾家里人反对，从镇上嫁到了我们村。

　　嫁过来的头几年，她和小叔依然在她父亲工地上做事，工程结束后，她跟着小叔回到村里，安安稳稳过起了日子。一样地下地种庄稼，一样地孝敬公婆，日子倒也过得风平浪静。三个孩子出生后，地里的庄稼根本没法维持一家的开支，小叔重新外出，希望能找到事做，填补家里的'亏空。小婶继续留在村里带孩子、种庄稼、伺候公婆。

　　几年后，小叔发财了，也当了老板，他开着他的路虎回到村子，同行的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当小叔同那个女人走进家门的时候，小婶正在屋里剁洋芋煮猪食，她穿着一件蓝色的灯草绒衣服，系着个围腰，手因为常年切洋芋种庄稼，黑乎乎的，粗糙。

　　小婶没说什么，只露出热情，把两个人迎进家门，煮火腿、洗白菜，刮洋芋，好好闷了锅洋芋饭。吃过饭后，小叔把那个女人送到镇上住着，回到家里和小婶谈离婚，小婶什么都没说，既不点头，也不摇头，小叔没办法，只好回城里去了。过了一久，小叔拿着一笔钱，又回去找小婶谈，小婶依然一声不吭。有一次不知怎么，大概小叔忍不住，两人大吵了一架，小婶居然惨烈地拿出一瓶农药，威胁小叔，没想到小叔抢过农药泼向小婶，等送到医院抢救回来，小婶的右边脸全部烧坏，就像村里人说的鬼，只好留起长长的头发遮住半边脸。

　　婚是没法离了，小叔从此再也不回家。

　　小婶独自一人，种地，养猪，农闲的时候就在村子旁的石场打工，一天天把三个孩子养大。大儿子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挣钱，补贴家用，两个妹妹一个读幼师，一个上了医专。孩子大了，小叔新找的那个女人也有了个五六岁的男孩，小婶终于同意离婚了。

　　离婚后的小婶依然住在村里，伺候公公婆婆，其间也有几个老实的农民来找过她，要合伙过日子，她硬是不答应，一心伺候老人。每年过年我们回家上坟的时候，她依然开开心心给我们烧水做饭。没事的时候，我们也会坐下来聊聊，但对于小叔我们总是只字不提的，跟她说话的时候，我也不敢直视她烧伤的脸，但是心里总有太多的不忍。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两个女儿毕业了，公公婆婆也相继去世，把两个老人送上山半年后，小婶把那个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家从里到外干干净净打扫了一遍，嫁给了邻村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而我的小叔，听说前年找到了一口铁矿井，把全部身家压了进去，还借了我几个表哥的一大笔钱，没想到这两年市场不景气，连生活费都成了问题。

　　小女儿结婚那天，小婶穿着一条很时尚的黑裙子，披着一件枣红色的外套，剪了一头精干的短发，满脸幸福站在人们的目光里，那个后嫁的男人，坐在台下的桌子上，也抬着头看着她。

　　只有小叔没有来。

　　七、山上

　　石磨山坐落在石磨村的右边，正好对着学校。据说村子因此得名。

　　春天的石磨山，就像从睡梦中醒来的少女，花枝招展地飘到村里人的眼前，又跑到了学校里。到处都是红红粉粉白白绿绿，红的是映山红，粉的是杏花、桃花，白的是李花、梨花、苦刺花。绿的，当然是满山的松树、鸡嗉子树，以及房屋旁的竹子和围着村子的野蚕叶。整个春天，花儿如云霞一般飘落在乡村、田野，把石磨山染得绚丽多姿，紫白紫白的萝卜花和远处金黄的油菜花撒满了大地，像一块精美的绣花布。

　　我和小伙伴们脱下摞得一层又一层的衣裳，背着篮子、挎着布袋奔上山去，把冻死的树用镰刀剔去细枝，一根一根插在篮子的前后两边，中间横担着一大捆柴。柴找好后，墩在一个宽敞的地方，拎着布袋满山跑，摘花去！

　　苦刺花开得最早。田埂、地头、山上，到处都是，花还没有盛开，还是骨朵的时候就要赶紧去摘，晚了花瓣用水一烫就会随水流走，没法再吃。苦刺花满身的刺，花型较小，摘起来很不容易，摘回家后当天就要用清水烫一下，用水漂着，每天淘洗一遍，五六天后才能吃。苦刺花的吃法不多，新鲜的时候，用来煎鸡蛋，鸡蛋和花的香味混在一起，特别美味。每年苦刺花开的时候，我们都会摘上很多，漂后放在簸箕里晒干，等到冬天没有菜的时候吃。过年扣百合、扣蛋卷、扣韭菜根的时候，也可以用来垫碗。

　　苦刺花还没有谢，棠梨花就开了，同样也要趁它还是骨朵的时候摘。一样有刺，不过它的刺比较大一些，容易避开，但是开得较高，摘的时候也不容易，我们常常一个用镰刀勾下树枝，其他人用手拉住开始一朵一朵扯。炒棠梨花的时候，一般用一种豆渣做的豆鼔，放上两根茴香，也有的用猪肝豆瓣直接炒，想起来就让人流口水。

　　马缨花只有白色的、盛开的才能吃，摘回家以后，把花瓣一朵一朵摘下来，剔掉中间的花蕊，用水煮后，一个胡辣椒、一小块姜，大火一炒就能吃。

　　能吃的花还有很多，比如槐花、百合花、南瓜花、棕花、芭蕉花、野桑花等等，在乡村，春天就是老天对我的馈赠，食百花的时光，现在想起来，都是那样奢侈得让人心醉。

　　春天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吃，蕨菜、沙松尖、灰灰菜、荠荠菜、黄花草、金刚藤、刺脑包、野芹菜、小油菜、小苦蒜、小野葱等等，也是我们经常弄来吃的。

　　等这些都吃过后，地埂边的锁莓、地莓泡又可以吃了，每天吃过晚饭，就抬着一个搪瓷口缸到海坝边去摘锁莓、采地莓泡，锁莓照样有刺，但是刺永远也挡不住锁莓对我们的诱惑。我们一边摘一边吃，吃够以后才往口缸里装，每次都能把那个大口缸装得满满的。

　　大把大把的锁莓吃够了，救军粮也该红了，我妈说，她小时候，外婆就是用这种野果子把一家人养大的。救军粮酸甜酸甜的，里面有黑色的小籽籽，外婆用簸箕把救军粮打下来，晒干后磨成粉，用筛子筛，尽量把那些黑色的籽籽筛走后掺着包谷面蒸饭吃。我们当然不会用它当饭吃了，更多的时候，是我们随处可见的零食，用手刷下，塞进嘴里吃着玩，我一直认为，那酸甜酸甜的味道，就是石磨山的味道。

　　有一种爬在地上长的藤类植物，它的果实有半个头躲在土里，我们管它叫“地瓜”，也有人叫“地石榴”，进入农历六月，我们上山的时候，遇到地瓜，就会一人一边，趴在地上扒开叶子，找它的果实，找到后，轻轻摘下来，擦干净，用手掰开，里面密密麻麻全是粉色的籽，这些籽非常甜。

　　羊奶果是一种小小的果子，长形的，表皮有一些小点点，就像人脸上的小红斑。树不高，叶子灰白灰白的，花是碎碎的白色，没熟透之前可千万不能吃，吃了会感觉舌头变厚，我们会说，绑嘴！羊奶果成熟的时候味道特别，有水分，美中不足的是核有点大，总是吃不够的感觉。这种野果，离开石磨村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了，但它的味道我却怎么也忘不了。

　　老米粗长得跟羊奶果有点像，表面上长着人脸上那种红斑。只是羊奶果是长形的，一串一串的，像耳坠子，而老米粗是圆形的，一朵一朵的，比羊奶果小一些。弟弟小的时候，身体很差，动不动就感冒发热拉肚子，有一次妈妈带着我们去外婆家的时候，弟弟正好拉肚子，没办法，妈妈顺手将路边的老米粗摘了几朵给他吃下去，晚上到外婆家的时候，居然好了。

　　我们还吃过野葡萄、野棠梨，挖过野土瓜、豆生根，刨过茅草根、麦冬根，摘过栽秧果、鸡嗉子。茅草根白生生的，有点像则耳根，但没有则耳根的腥味，是甜滋滋的，我们常常刨出土里的茅草根，放进嘴里咂嗼那种无尽绵绵的甜味。

　　放暑假了，我们更是天天往山上跑。山里全是绿的，树是绿的，草是绿的，只要是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全是密密匝匝、厚厚薄薄的绿，就连空气都是绿的。一到山上，我们的心也被染绿了，踩着软软的绿，看着远远的绿，松从满地的厥棵丛里使劲往上长，把头伸进雾蒙蒙的云里。黄色、紫色的小花从草丛里伸出头来，向满山的绿得意地炫耀着自己的颜色。远处那片褐绿色的灌木，安静站着，看着这山里的春去春来、花开花落，看着我们。

　　雨后的早晨，柴正娥家那只大公鸡扯着嗓子一叫，村子就醒过来了。我们根本不用我妈喊，一骨碌爬起来，背上背箩和村里的小伙伴一起跳着、闹着，嘻嘻哈哈朝石磨山走去。

　　突然，世界仿佛静止了一般，静得可以听见风吹绿叶的声音，静得可以听见鸟儿扇动翅膀的声音，静得可以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

　　我不敢说话了，我害怕稍有不慎，就会打破这片寂静，就会让我正在叙述着的这个伸手可及的乡村，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