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雪乌鸦》的读后感

《白雪乌鸦》的读后感

　　《白雪乌鸦》这是一部以晚清哈尔滨鼠疫为题材的长篇作品。关于《白雪乌鸦》的读后感要如何写呢?

　　《白雪乌鸦》读后感

　　一直喜欢迟子建的书，过往岁月在她的笔端流露出一股忧伤的坚强，让人读后心中一暖。

　　她的《白雪乌鸦》讲述的是一场鼠疫大灾难的故事。“天上下着大雪，又盘旋着乌鸦，每天有人死亡，傅家甸两万多人中死了五千多人。但死亡的另一面就是活力。面对疾病，不管怎么，人都要挣扎着活下去。生，确实是艰难的，谁都会经历突如其来的灾难、恐惧、死亡，唯一能战胜这些的就是对生的渴望。”这正是迟子建想要传达给我们的思想：只要有光，生命就不会绝望。

　　在书中，迟子建用了很多笔墨去写人们如何去面对这场灾难，死亡和生机是穿插其中的两个主题。为尽孝道而陪母亲殉葬的秦八碗，以决绝的方式死去的陈雪卿，还有那个可爱的孩子喜岁的死亡，无不弥漫着忧伤、压抑的气氛。但是，迟子建却在这份沉重中，穿插进生命的活力和爱。那个马车夫王春申对俄国女演员谢尼科娃的爱慕，还有傅百川对于晴秀的暗恋，她在告诉我们，即使面对困厄，生活也有它美好的一面。

　　在灾难的笼罩下，无论是社会上层的大人物，还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每个人都在艰难中前行跋涉。她用质朴的笔调把小人物身上微弱的人性光芒一点点放大，然后凝聚在一起，形成了生命的活力。正是依仗这种群体的活力，人们终于度过了鼠疫的难关。

　　迟子建最喜欢的作家是人道主义作家雨果，而她自己也是沿着这样的一条路走下去。

　　《白雪乌鸦》内容简介

　　小说讲述了1910年到1911年哈尔滨鼠疫大爆发期间老城傅家甸人的常生活。这是日俄战争之后东北的一个小城区，俄罗斯人、日本人和中国人杂居一城，民族矛盾和文化融合渗透在五行八作的日常联系之间。这种日常联系，包括柴米油盐，包括买卖交换，包括生老病死，包括爱恨情仇。突然，鼠疫携带着浓重的死亡气息，幽灵般降临了。

　　从老城的旅店开始，蔓延到家家户户，一座城瞬间陷入了恐慌。随着疫情的蔓延，“人的命变得比煎饼都薄”，死亡一时间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接着，整个城反而又在悲情中活泛起来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既然不可抗拒，不如安之若素，静等其变，甚至不如将日子过得更为风生水起。

　　创作背景

　　1910年至1911年秋冬之季的东北大鼠疫，最早出现在俄国境内，后经满洲里蔓延至哈尔滨。这场由流民捕猎旱獭引发的灾难，到了1910年底，呈现出失控状态，哈尔滨的傅家甸尤甚。

　　《白雪乌鸦》的故事就发生在鼠疫肆虐的傅家甸，讲述几户寻常人家在鼠疫来临后经历的种种悲欢离合。那个时期的傅家甸地区毫无生气尤如地狱一般。于是作者迟子建根据这一事件创作了《白雪乌鸦》来表达心中的祝愿和祝福。

　　赏析

　　《白雪乌鸦》对于迟子建格外充满挑战。这是一部以晚清哈尔滨鼠疫为题材的长篇作品，因此，在鼠疫的正面袭击之下，如何限制苦难、如何规划苦难，在文本中延续作家一以贯之的温情路线?某种意义上，这样密集而正面袭来的苦难(鼠疫带来的死亡与恐慌)，恰恰是研究迟子建温情风格的最佳标本。从我随手记下的四个关键词，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处理“苦难”的四项技术。

　　日常化。小说从霜降时分写起。客栈老板王春申一架轻便马车，踢踢踏踏在哈尔滨城内打转。原来他的正妻吴芬和小妾金兰各自偷了汉子——小说从巴音和翟役生这样的引子人物身上，把关系网架起。米店纪永和夫妇、醋店老板周家祖孙、烧锅店主傅百川、秦八碗等小人物排队入场。小说家平缓的叙述一开始就沉落在日常生活的轨道上——哈尔滨傅家甸区小市民王春申家的蜚短流长，构成了鼠疫入侵的前奏曲。

　　日常化的鼠疫，并不完全控制死亡领域。《白雪乌鸦》里，并非所有人死于鼠疫。在疫病高峰期，年老的周于氏，因为孙子的一句笑话竟然活活笑死。秦家老娘同样得养天年，孝子秦八碗剖腹自尽。陈雪卿的土匪男人在被包围之后拔枪自尽，风姿卓绝的糖果店老板自己穿戴整齐之后从容赴死……日常化，避免将灾难推到极致或过分夸大——鼠疫不是一只笼罩天地的蛮横大手，它必须承认自身的不足，必须与滚滚红尘分享人物的死因。

　　不仅如此，人物的唏嘘与欢欣，时常溢出疫病的范围。翟役生这样的出宫太监，本是文本中社会地位最低者。鼠疫来临时，他的心思始终围绕着吴兰、猫、宫中旧忆以及那条假命根子。疫病高峰期，周耀祖、喜岁乐观地往返于住处与隔离区之间，笑声不断。丑角似的周耀庭，“性”致勃勃，不忘要对日本药房老板娘下手。失去妻妾的王春申，在疫病结束后坐在空荡荡的车上，依旧惦念白俄女歌唱家谢尼科娃。

　　克制。描写一种罕见的灾变，需要奔逸的想象力，也需要控制想象的知性缰绳。迟子建并没有过多放纵对灾难的自由联想，而是极力控制其杀伤力，甚至有意将之遮蔽起来。

　　死人的面容，缺乏细致的描绘。小说前段巴音的死，已然是全篇为数不多的直接表现死亡的场景——却也不过是“面色青紫，口鼻有血迹，眼睛虽然睁着，但眼珠一转不转”。在迷恋死亡、畸形、残暴的当代文坛，这样的克制，是否格外抢眼?

　　无独有偶，小说刻意回避主要人物的死亡场面。作家不是挖空心思去分别勾勒喜岁、周耀祖的死，金兰、继宝的死与谢尼科娃的死，而是以极简略的方式一笔带过。陈雪卿的自尽，秦八碗的剖腹，既不香艳，也不血腥。“秦八碗大概怕母亲独自在异乡人群，孤单得慌，剖腹陪伴他娘去了。”概述，显然要比视觉性地呈现剖腹场景要收敛得多。

　　进一步说，垂死者的心理空间，被遮蔽了。等死的漫长时间，是求生意志最后的舞台，也是扭曲的人格、蓬勃的欲望以及种种仇恨的策源地。对此当代作家灵感泉涌，迟子建却弃之不顾。她并不进入这些可怜生物的内心世界，无论是喜岁、金兰，或者秦八碗、谢尼科娃，都是喑哑的。在这一点上，我个人认为多少值得商榷。

　　相对于描写死前发黑的面部、扭曲的身体与挣扎的灵魂，作家更喜欢走笔于晚清哈尔滨的城市空间。小说第一、二、三、五、六章，均以大段的风景描写为开端。抒情的运笔，让这些空间具有格外动人的`意味，好处在于冲淡尸体的呈现，也间断了死亡主题的过分持续。

　　我们的疑问也随之出现。疫病院、隔离区以及最后藏着鼠疫病人的恐怖的教堂，是小说中屡次提及，却并没有“贴近”去写的三处空间(读者仅仅跟随喜岁和伍连德的脚步，有短暂的停留)。事实上，这三处空间仿佛三个黑洞，人只要进去了，就几乎再也没有出来过。小说家更愿意长时间停留在“外部”，没有深入那肮脏、阴暗的疾病的巢穴，也就并未完全释放灾难本身的创伤性。

　　除了场面、心理与城市空间的三重遮蔽外，尚有第四个维度的留白。作家所写的人物表面具有全面性(男女老幼、官员、医生、日本人、俄国人)，实则同属衣食无忧的城市中上等收入者。惟一的翟役生在亲人的接济下，不仅满足温饱，亦可时有牙祭。小说围绕客栈老板、醋店老板、粮店老板为铆钉打造的人物关系网，恰恰遗漏了都市贫民这一维度。大灾大疫带来的“大饥”与“大寒”，因为小说对贫困阶级的遮蔽大为弱化。当然，贫民阶级的引入，会不会冲破温情情调，以至于最终威胁到小说需要抵达的结论?这可能是作者更关心的问题。

　　偿付。小说家驱使鼠疫、灾难或命运夺走的东西，会在文本的结尾处，以某种新的方式回归。比如《逝川》，吉喜大妈孤苦寂寥的晚年，在篇末众人悄悄赠予的泪鱼中，得到了一定的补偿。再比如《白银那》，健硕的卡佳之死无疑是创痛性的，然而村里人的和解以及新一代青年的爱情，使逝去的美好重临人间。

　　《白雪乌鸦》最后一章取名“回春”，鼠疫的冬天过去了——这一象征性的收束，在提示生命与宁静的复归。

　　伴随结尾出现的，是密集的生育意象。于晴秀——小说中的理想东北女人，顺利生产。新生儿同样取名“喜岁”，为的是纪念死去的儿子。傅家烧锅半疯的老板娘苏秀兰莫名怀孕，遮遮掩掩地延续了秦八碗的血脉，也无形中拯救了濒临倒闭的傅家烧锅。

　　最后一章所提供的幸福不仅如此。青云书馆的头牌翟芳桂，鼠疫中死了男人，却继承了粮店与陈雪卿的糖果店。粮店储存的大豆帮助中国酱油店站住了脚跟，打击了日本人加藤的吞并野心。其次，王春申的第二任老婆吴二家的，不敢再殴打继英。最后，随着酒桌上的一次招呼，人人轻贱的翟役生终于获得了傅家甸人的接纳。如同新生命的降临一般，翟役生成为了傅家甸的新成员。

　　小说结尾，王春申拉着空车，行走在逝去的俄国美人曾经的必经之路上，在花圃边他看见谢尼科娃的丈夫已经再娶，新太太是面包店的尼娜。熟悉前文的读者立刻会意——幸亏是谢尼科娃生前喜欢的胖大美人尼娜，而不是令人厌恶的日本人美智子。其实，在与美智子的竞争中尼娜何以胜出，我们不必追究。惟一的合理解释是，死者长已矣，作者却不忘给予她微薄却实在的补偿——不让她的丈夫投入敌人的怀抱，而是让他娶了一个亡妻认可的女子。

　　如此婉转、隐晦与慈悲，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迟子建式的结尾。

　　自我消解。作家在散布“天灾”的同时，故意造成了“人祸”的缺席。鼠疫与日常生活的其他苦难之间并未形成“滚雪球”的联合效应，相反，却因彼此对抗而解除了部分武装：纪永和与贺威的罪恶的“典妻”计划，因为这两个男人的提前死亡而中止。由于鼠疫的从中作梗，更广泛维度上的中日、中俄关系并未得到有机展开：加藤信夫对傅家烧锅的收购行动，从未成功进行;王春申与俄国移民之间的关系，略嫌潦草。因为“人祸”的缺席，作家笔下的苦难尽管已经具备了时间的绵延性与持久性，然而稍欠纵深与推进。

　　另一方面，“恐惧”与“欲望”的缺席，也构成了灾难的“自我消解”。也许有一批评论家会津津乐道于迟子建笔下人物的从容淡定。的确，鼠疫并非生活的全部，疫病可以染黑他们僵死的脸，却不能让尊严的心停止搏动。问题在于，过早抵达的从容，会不会使迟子建小说中的灾难从诞生起，就面临取消的命运?

　　恐惧，是灾难的左手——叙事强度的维持，需要人物恐惧感的定时哺育。欲望，是灾难叙事的右手——人物求生的欲求，是激化灾难的必要条件。《白鹿原》的人们燃烧着怕与爱，无论是食、是权或者性，这都为他们彼此之间的倾轧绞杀与各色不幸提供了丰沛的动机。迟子建的处理方式却截然不同：“这是老天往回收人呢。人拗得过天吗?”金兰说完，吩咐王春申多抱点柴火进来，说是吴二家的牛是老牛，估计得费柴火。”

　　是“坚韧”也好，是“隐忍”也罢。一个即将死去的人物告诉你，这不过是“老天往回收人”，不必大惊小怪，也不必小题大做。

　　小说家有意识地将苦难拉近“日常化”的层面，特意“遮蔽”苦难某些创痛性的棱角，积极主动地“偿付”温情，却在不知不觉中，对苦难事先进行了“自我消解”。这样的“温情”无疑维系了小说家的风格，亦创造了灾难叙事中少见的温婉一脉。无疑，这是小说家又一次成功的文学尝试。

　　只是面对鼠疫这样恐怖而莫可名状的巨大灾难，“温情”是否会削平题材内在的独特性?过分对视角进行限制，会否掩盖贫困阶层在灾变之中的真实处境与独特光辉?当然，这又是另外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