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宴散》全诗鉴赏

白居易《宴散》全诗鉴赏

　　《宴散》是白居易晚年时在洛阳所做的一首五言侓诗。以极平淡的语言，从极平常的生活场景里，表现了诗人不同寻常的感受，透露出诗人极为闲适的心情。

　　白居易《宴散》全诗鉴赏

　　宴散①

　　小宴追凉②散，平桥③步月回。

　　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

　　残暑蝉催尽，新秋雁戴④来。

　　将何⑤还睡兴，临卧举残杯⑥。

　　【注释】

　　①本诗作于大和五年(831)，时在洛阳，任河南尹。诗句于自然之中含精致。

　　②追凉：乘凉。

　　③平桥：没有弧度的桥。

　　④戴：一作“带”。

　　⑤将何：拿什么。

　　⑥残杯：剩下的酒。

　　【白话译文】

　　小宴会随着凉夜的来临散了，自己从平桥上踏着月色回去。笙歌停止了，灯火熄灭了。残留的暑气已在蝉声中消失，新的秋天随着大雁南飞而到来。拿什么东西来催眠?那就是在临睡时把剩下的酒喝完。

　　【创作背景】

　　《宴散》一诗作于白居易晚年。白居易此时已不再以政事为念，终日以诗酒弦歌为乐。《宴散》诗写的就是一次平常的家庭宴会。

　　【赏析】

　　首联描写诗人尽情地领略着这凉爽的秋气。踏着美丽的月色，才觉得今晚的小宴结束得正是时候，似乎是“追凉”而散似的。一个“追”字，道出了诗人宴散步月平桥，沉浸在这新秋之夜的惬意心情。

　　颔联写的是宴会结束的景象，表现出诗人的意犹未尽。可见此次宴会是十分成功的，宾主都共同度过了一个愉快而难忘的夜晚。

　　颈联中，诗人抓住这种时令和物候的变化特征，把夏去秋来的自然界变化表现得十分富于诗意，称残暑是急切的蝉鸣之声催促而去尽，新秋季节是群雁从北方引来。五言律诗以第三字为诗眼。这两句以“蝉”、“雁”二字为诗眼，不仅使这两个诗句本身意象生动，警策动人，而且照亮了全诗，深化了诗的主题和意境，加强了全诗的艺术感染力。

　　尾联诗人用白描的手法，写出了对宴会的意犹未尽，全无睡意，只得以酒助眠。

　　这首诗以赴宴归来的情态为描写对象，表现了诗人用山水风月歌颂诗琴酒乐，传达出诗人晚年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表现了诗人的闲适与自足。

　　白居易《宴散》全诗鉴赏

　　宴 散 白居易

　　小宴追凉散，

　　平桥步月迴。

　　笙歌归院落，

　　灯火下楼台。

　　残暑蝉催尽，

　　新秋雁戴来。

　　将何还睡兴，

　　临卧举残杯。

　　白居易诗鉴赏

　　青年时代曾以兼济天下为己任的白居易，慷慨创作了大量为民请命，使权贵显臣变色、切齿、 扼腕的新乐府诗。因触动了权贵的利益，在仕途上遭到了接二连三的打击后，他被迫选择了全身避害、乐天安命的中隐之路。穆宗长庆四年，五十三岁的白居易开始谋求分司东都的闲职。到文宗大和三年，终于如愿以偿，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诏令颁发了。省分知足的白居易自此不再以政事为念，终日以诗酒弦歌为乐。在洛阳度过了他的晚年。于是大量皆寄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游乐不暇的闲适诗代替了讽喻诗。《宴散》一诗正作于这个时期。

　　白居易介绍

　　唐代：白居易

　　忆在苏州日，常谙夏至筵。粽香筒竹嫩，炙脆子鹅鲜。

　　水国多台榭，吴风尚管弦。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

　　交印君相次，褰帷我在前。此乡俱老矣，东望共依然。

　　洛下麦秋月，江南梅雨天。齐云楼上事，已上十三年。

　　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鹦鹉（一作翦羽）

　　唐代：杜甫

　　鹦鹉含愁思，聪明忆别离。翠衿浑短尽，红觜漫多知。

　　未有开笼日，空残旧宿枝。世人怜复损，何用羽毛奇。

　　白居易哪个朝代的人

　　白居易是出生在一个唐朝的战乱的年代，刚出生不久，战火便四处燃起，在他三岁的时候为了躲避徐州战乱，父亲将他送到了宿州，白居易的童年时代就在异乡度过，他小的时候就非常的聪明，学习也非常的刻苦，读书导致了口腔都溃疡了，头发也早早的白了。

　　虽然战乱不断，但是白居易一心求取功名，24岁就进士及第走上仕途，而且，得到了当今皇上的赏识，白居易一心想通过自己的才华为朝廷做事，写下了一些反应社会事实的诗歌，可是这些诗歌皇上并不喜欢，白居易还当面指出了皇帝的过错，这让皇帝非常的不悦。也渐渐对白居易失去了赏识。

　　后来被贬官做了江州司马，这是白居易一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之前的白居易一心报国，希望为天下人做点事，然而，他发现了仕途艰难，自己的作为太有限了，因而。从被贬官之后，白居易开始“独善其身”，不断的加强自身的修养，而著名的《琵琶行》就是在他走马上任的时候写下的，成为流传千古的诗章。

　　白居易一生做过很多官，曾经到杭州任官，至今杭州还有一个白堤，很多人认为那是白居易建的，其实不然，在白居易到杭州之前，这个堤就存在了，叫做白沙堤，可能是后人更喜欢白居易，将这个白沙堤改为白堤，也是对白居易的一种敬重和怀念。

　　白居易和唐朝其他的诗人相比，官至三品，也是上大夫的级别了，虽然他在官场上的建树不多，不过能做到这个官职，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更难的的是白居易不仅可以官职做到三品，他的诗也是名扬天下，尤其是他的长诗，在当时的唐朝无出其右，这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的财富。

　　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

　　诗王的来历不清楚，诗魔一称是因为他吟诗已经达到了一种疯魔的地步，过分的诵读和书写，竟到了口舌生疮、手指成胝的地步。写诗非常刻苦，他写的诗中有：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的诗句。史书记载：他一生写了三千多首诗，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高产的诗人，及其沉迷于吟诗，所以后世送了他一个诗魔的称号。 说道白居易，就不得不提到《长恨歌》和《琵琶行》。

　　两个有名的长篇叙事诗，语文课文中只摘录了《琵琶行》部分，《长恨歌》完全没有，但是小编最爱的还是《长恨歌》，为同学推荐，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我最开始从这里得知。故事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我之所以爱长恨歌，只因为在这里，没有将安史之乱的罪过直接推到杨玉环身上，赞扬了他们之间的感情，也批判了他俩的奢侈，尤其是唐明皇的不作为。 《长恨歌》，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

　　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 唐明皇重色，想要找美女，于是四方寻找，找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专宠其一人。白居易将整个故事笔诗化，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为何安史之乱会爆发?唐明皇和杨玉环的爱情为什么会是悲剧?究竟是美色倾国还是唐明皇的迷色误国? 《长恨歌》由于太长，咱们就不分析了，但是通俗易懂却又富有诗意，至少不用查翻译，基本能读懂。

　　白居易的诗歌成就，尤其是这两篇叙事诗的地位是无人可以辩驳的。那么，重点来了，这么出名的诗人，他有没有老婆呢?历史上没有多少记载，但是唐朝的诗人由于文风开放，再者寻找灵感源泉，都去青楼里逛过几圈。所以白居易自然也不能免俗，逛逛青楼，据说府里还养过好几个。但是都没有给过妻子的名分，后来白居易被贬，估计都跑了，毕竟没有名分，跟着受苦干什么。宋朝的苏轼就此还写诗，拿自己与白居易的结局作对比，同样是屡遭贬谪，苏轼身边有朝云一直相伴，白居易却是形单影只。

　　?至于，白居易是怎么死的。历史上说他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铭。病死是极其有根据的，因为白居易本身患有眼病、肺病、足疾、风痹等多种疾病。这些疾病在其诗中都有描述。 白居易晚年患眼病，但是他却依然在写诗，眼病的诗达40多首，此外，还有许多描写眼病的诗句，真不愧是诗魔。关于肺病症状，诗人在《对酒自勉》、《自叹》、《东院》等诗中有描述。在《初病风》、《枕上作》描述患风痹之疾;在《足疾》及其他诗中叙述得足疾行动不便。在自己的诗中将自己的患病情况记载了下来，真的是生活中的任何素材都可以写入诗中，佩服佩服。不过，由此可见，他病死的几率非常高!

　　白居易主要成就

　　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白居易的故事

　　大唐帝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不到300年的历史，崛起了诗的群峰，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是其中之一。

　　白居易认为，为文或歌诗，之于朝廷，旨在“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之于社会，旨在“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并写下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千古名句。语虽简短，却是白居易的文学宗旨与创作总纲。文中的“时”与“事”，与今之“时事”相去不远。“为时而著”，强调创作要顺应时代，与时俱进；“为事而作”，强调创作要因事而发，裨补世事。文学创作囿于“时”而基于“事”，文学作品应于“时”而及于“事”。作为“社会意识”的“诗”、“文”反作用于作为“社会存在”的“时”、“事”，“诗”、“文”为“时”、“事”而创作，也就顺理成章了。

　　白居易的“时”与“事”，似乎隐含了统治者及其行为的文学客体地位。文学能否发挥作用，完全取决于统治者是否允许创作，能否倾听民声。白居易以上古帝王作譬喻，说明文学与政治之关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舜)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桀)荒矣。”只有在“为时而著”、“为事而作”能够保证的情况下，“政有毫发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锱铢之失，上必闻也”的上下关系才会形成，通过“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才能“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

　　文人当然是文学的主体，白居易却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他认为，文人中存在两大倾向，一是阿谀逢迎、谀时媚世。在当时，“书事者罕闻于直笔，褒美者多睹其虚辞(《策林》)”，“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采诗官》)”。一些御用文人，睁着眼睛说瞎话，昧着良心唱赞歌，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救失之道”遁迹，“谄成之风”大炽。他担心，如此下去，统治者不见弊端丛生，只道歌舞升平，不闻啼饥号寒，只知琴瑟钟磬，必然导致施政失误，国运衰微。这种虚美媚世、取悦邀宠之作，“若行于时，则诬善恶而惑当代；若传于后，则混真伪而疑将来。”二是沉溺风月、逍遥山水。白居易认为，大约从谢灵运、陶渊明开始，文学的锋芒已销蚀殆尽，“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至于谢朓的“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鲍照的“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文学造诣华丽上乘，然而，“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这样的作品，于世道人生何益？他甚至对作为本朝早期大家的李杜，也深感缺憾。李白之作，虽然“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然则“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而杜甫之作“可传者千余首”，而像“三吏”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作品，“不过三四十首”。在专制政体下，由于创作空间逼仄，创作风险高悬，一些文人雅士“避席畏闻文字狱”，只好退隐山林，避居乡间，对于国难民瘼置若罔闻，整日吟风弄月、卿卿我我，或在古籍中淘生活，或在琐碎中觅生机，醉心于铜臭女色，止步于搜奇猎怪，满足于追名逐利，诚可谓“著书只为稻粱谋”了。

　　白居易赋予文学以强烈的使命感，他认为，作为文学介入、干预社会之手段，“文士褒贬”执掌着“惩劝善恶”之柄，“诗人美刺”秉持着“补察得失”之功。因此，文人不应逃避现实，自废武功。白居易笔下的“褒贬”、“美刺”，近于当代的“歌德”与“缺德”之争。他并不认为“褒”与“贬”、“美”与“刺”是对立的。“褒”、“美”属于“扬清”、“鼎新”的范畴，而“贬”、“刺”属于“激浊”、“革故”的范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他痛心于“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在文学实践中，他积极推动新乐府运动，大量创作直指时事政治、世道人心的讽喻诗。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诗作，如果以美刺两类粗分，属于“美”者有8篇，属于“刺”者有30篇，介于二者之间的也带有劝诫、警策、辨析等内容。比如，其中的《卖炭翁》、《骊宫高》批评的是皇室；《黑潭龙》、《官牛》挞伐的是官吏；《杜陵叟》、《缭绫》披露的则是民瘼。他的作品的确力行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宗旨。

　　白居易自嘲，“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他明知写风花雪月可保身，书谀词谄语能升官，却不屑为之，终因写诗受到诬陷，并被削职罢官。《与元九书》，就是被贬江州时所写。晚年的白居易变“聪明”了，他放弃了“兼济天下”，只求“独善其身”，仕途是顺利了，但在创作上却失去了早期的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