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琵琶行》原文+故事

白居易《琵琶行》原文+故事

　　著名的诗人白居易是一位才子，他创作的诗作《琵琶行》被后人所传诵着。而如今也成为了语文教科书上重要的一课。那么白居易在写着篇佳作时候，有着怎样的故事发生呢?

　　白居易《琵琶行》原文+故事

　　唐代宗大历年间，唐朝已进入中晚期。在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诗人是白居易。

　　白居易，字乐天，祖籍山西太原，后迁居下邽(guī)(今陕西渭南北)。白居易的祖父和父亲，做过县令这类的地方小官，他的祖母和母亲都有一定的文化。在这样的家庭中，白居易很早就识字了，五六岁时就开始学写诗，七八岁已懂得声韵。后来，他的父亲调到徐州一带，全家也随着迁居符离(今安徽淮北)。这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兴兵叛乱。为避战乱，白居易被送到比较安定的浙江。但借居的亲友家比较穷困，他们过着借米下锅、讨衣御寒的贫困而漂泊不定的生活。这使他对真实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困苦，有了感性的认识和了解，对他以后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十五六岁时，白居易带着自己的诗稿，去京都长安，拜见诗界前辈顾况。顾况为人很高傲，但读到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大为赞赏。白居易的诗名便在长安传开了。白居易直到二十八岁才考中进士，两年后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一职。

　　唐宪宗即位后，因器重白居易的诗名，提拔他当翰林学士，后又任谏议大夫。在这时期，白居易写了不少讽谕权贵、反映人民疾苦的诗作。这些诗使他得罪了一批有权势的人。

　　公元815年，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刺客杀死了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裴度。当时白居易任左赞善大夫，按朝廷规矩，这个职务只管给太子讲道德修养之类的道理，不得干预朝政。可白居易不管这些，愤而上书，要求捉拿凶手。这给那些心中怀恨的权贵们找到了口实，经过一番鼓动，唐宪宗下令把白居易贬为江州刺史。还没到任，第二道诏令又来了，白居易被降为江州司马。在江州期间，他写下了著名的叙事长诗《琵琶行》。

　　公元822年，白居易被授予杭州刺史一职，公元825年，又调任苏州刺史。公元842年，他担任了刑部尚书。他虽又被朝廷重新启用，但碰到的穆宗、敬宗、武宗都是年幼的君主。晚唐时期的皇帝大多平庸荒唐，朝政一团糟，白居易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仍无法实现，他的意志逐渐消沉。晚年，他笃信佛教，常常一连几个月不吃荤腥。他和香山寺的和尚如满等来往很密切，不仅结成香火社，还出钱整修了香山寺，他自己也自号为“香山居士”。

　　公元846年(唐武宗六年)，白居易在一场重病后去世，终年七十五岁。

　　白居易一生创作了二千八百多首诗，八百多篇散文。流传最广的是以《长恨歌》。那时在乡校、佛寺、行旅中，僧侣、妇女都有人歌咏他的诗作。《长恨歌》是一首长达一百二十句、八百多字的叙事长诗，是他和友人游览了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作者运用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李、杨二人的爱情悲剧，艺术化地再现了当时的故事和人物，因而深受欢迎，广为传唱。

　　与《长恨歌》同样著名的，是他被贬江州时写的《琵琶行》。这是一首长达六百多字的长篇叙事诗，记叙了作者在浔阳江送客时，听到一位曾在长安红极一时的歌女弹奏的琵琶曲，以及她“老大嫁作商人妇”的凄凉经历，从而感慨自己被贬江州的遭遇。诗中既有“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这样极具表现力的诗句，描画乐曲声，也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样深沉委婉的句子，表达作者的感慨。这两首长诗，不仅有诗的意境美、语言美，而且还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因而深受历代的好评，成为白居易的代表作，而他也被誉为善写叙事诗的巨匠。

　　但白居易自己最为看重的，是他的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中的《轻肥》一首，题目取自《论语》中的“乘肥马，衣轻裘”，概指权贵们的奢侈生活。诗中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宴时的骄横和不可一世，而当时“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乐府是古代一种诗歌体裁，原本指乐府官署采集的民间乐歌，或乐府中的乐官们创作的乐歌。初唐时，诗人们大多按乐府的旧题进行创作，这类作品在李白、杜甫时得到了发展，如杜甫的《兵车行》《丽人行》等。而白居易则倡导了“新乐府运动”，发展了这种写作方法，并确定了“新乐府”的名称。

　　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采用乐府歌行体，大多三言、七言交错运用。白居易十分推崇陈子昂、李白、杜甫，尤其看重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但仍认为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句子不过十有三四，所以他的《新乐府》五十首，大多反映了劳苦大众的真实生活和社会矛盾，很有现实意义。其中较出名的有《杜陵叟》《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等。

　　在长安的文学创作

　　白居易一生共有作品三千七百馀篇流传至今，居唐代诗人作品数量之冠，其中80%都是诗歌。白居易在长安时期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其全部作品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且具有明显的特点。众所周知，白居易是唐代新乐府的倡导者与践行者，所谓新乐府，即用新题写时事，不依谱，不入乐，往往根据作品内容而自创新题。其在《新乐府序》中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些话被视为新乐府创作的总纲领。白居易的新乐府全部为讽喻诗，而讽喻诗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反映了社会的真实情况，发挥了文学的积极作用。如《新丰折臂翁》末尾写道：“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表现了同情社会下层人民、反对开边战争的态度。《杜陵叟》则描写了下层劳动人民被官吏残酷剥削、压榨的悲惨状况，“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几乎每一首讽喻诗都是如此，如《两朱阁》，“刺佛寺浸多也”；《西凉伎》，“刺封疆之臣也”；《卖炭翁》，“苦宫市也”；《隋堤柳》，“悯亡国也”；《草茫茫》，“惩厚葬也”；《捕蝗》，“刺长吏也”；《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白居易最看重的就是讽喻诗，认为其价值在于“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如《秦中吟十首》，白居易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这是此类诗创作的目的。关于讽喻诗创作的时间，白居易说：“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谓之讽谕诗。”可知这些诗都是其在元和初年任左拾遗以来所作。白居易说其写的讽喻诗有一百五十首，今人统计有一百七十多首，编入新乐府的有五十首。这些诗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是白居易将其犀利的目光投射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发现形形色色、大小不等的各类问题，再经过“遇事托讽”“美刺比兴”的艺术加工，形成了前人不曾有过的特色。白居诗歌创作的另一类作品则是所谓闲适诗。白居易说：“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可知其创作有两个方面，即达则兼济天下，故作讽喻诗；穷则独善其身，故有闲适诗。体现了白居易所具有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思想观念。这些闲适诗“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所作。其中部分是在长安期间创作的，如《酬哥舒大见赠》《思归》《杏园中枣树》《自题写真》《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酬张十八访宿见赠》《朝归书寄元八》等。闲适诗题材广泛、性质复杂、风格多样、清新自然，但不是白居易诗歌的主流。按照白居易的分类，除了讽喻与闲适两大类作品外，还有一类感伤诗，主要是自己“随感遇”的咏叹，其中最著名的是《长恨歌》与《琵琶行》，还有《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权摄昭应早秋书事寄元拾遗兼呈李司录》《禁中秋宿》等，均属此类。《琵琶行》写于其任江州司马时，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内。《长恨歌》写于元和元年其任盩厔县尉时，盩厔为京兆府下属的畿县之一，故可以将此作品划分到其在长安的文学创作范围内。白居易在盩厔与《长恨歌传》的作者陈鸿相识，一同出游唱和，遂创作了《长恨歌》这首千古绝唱。关于《长恨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诗歌主题方面，有爱情说、“隐事”说、讽喻说、双重主题说、时代感伤说等不同观点，也有主张摈弃单一主题说的模式，把李、杨悲剧分别看作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将三重主题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的整体。总之，这首诗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用清丽自然的文字，创作了一首故事完整、抒情浪漫的叙事诗。此外，白居易还有杂律诗约一千九百一十四首，占了其诗歌作品的大部分，白居易将其分为律诗与格诗，包括五言、七言绝句。在长安期间创作的主要有《赋得古原草送别》《春中与卢四周谅华阳观同居》《代书一百韵寄微之》《暮江吟》《县西郊秋寄赠马造》等，数量甚多，不能一一列举。其中《代书一百韵寄微之》为长诗，在声韵对偶上下了很大功夫，但缺乏深刻的社会意义。其中亦有不少优秀作品，如《赋得古原草送别》《暮江吟》等，均为脍炙人口、优美自然的作品。白居易还是一位散文大家，只是由于其诗名太显，掩盖了其文名。近年来，加强了这一方面的研究，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元和文章正宗，应为元白，而非韩柳。白居易的文章多撰于其在长安期间，如《策林》七十五篇、《百道判》、中书制诰、翰林制诰等，至于奏状、墓志、碑碣、书、游记、祭文之类，大部分亦撰于这一时期。白居易的文章，议论文“结构严谨，论证充分，说理透辟”；游记散文“文笔清新，自然明快”，描写景物“着墨不多，而体物入微，情景逼真”。尤其在前期，“笔多讽谏，词锋峻切，气势凌厉”；后期则多怡悦性情的闲适之作，大多清新自然，极少雕饰，充溢着恬适之趣。所以白居易的散文应在唐代古文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白居易在文学理论方面亦有很大的建树，主要反映在《与元九书》一文中。这篇文章写于元和十年十二月，其于此年七月已贬到江州，当是在江州司马任上所撰，然其文学主张却是在长安期间形成的。白居易在充分肯定了诗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的同时，突出强调了诗歌“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社会功能，进而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主张。他还主张诗歌“惟歌生民病”，即要反映民间疾苦，为后世诗歌创作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在诗歌的内容与形式方面，白居易强调语言、形式为内容服务，要求形式通俗、语言浅显。这些理论与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故《旧唐书》本传曰：“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陈寅恪先生甚至誉《新乐府》为“唐代诗中之巨制，吾国文学史上之盛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