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讽喻诗中体现的传播思想

白居易讽喻诗中体现的传播思想

　　导语：白居易是“讽喻诗”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也是讽喻诗创作的积极践行者。他的讽喻诗中流露出的诗论主张与现当代的传播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由盛而衰。在危机与革新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一批诗人从现实主义精神出发,以提倡和创作新乐府为己任,兴起了中国文学史上一次重大的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运动。白居易是这次新乐府运动的杰出领袖,他不但积极投身于新乐府诗的创作实践,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诗篇,而且不断发展完善新乐府诗的创作理论,引领新乐府运动走向了成熟和繁荣。特别是其中的讽喻诗《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更是被誉为新乐府发展史上的典范之作。

　　白居易是“讽喻诗”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所谓讽喻诗,主要是指那些以针砭时弊、反映民生疾苦为主要内容,以警戒当权者、教化民众为主要目的的诗篇。白居易讽喻诗篇中流露出的诗论主张与现当代传播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一方面是由于古代诗文与现当代新闻作品不论是从宏观的历史传承角度,还是从微观的现实创作角度,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新乐府运动积极倡导现实主义的创作取向也无疑与现当代传播的指导思想更为贴近。

　　一、从传播功能看,白居易的讽喻诗强调诗歌的现实批判功能,这与当代新闻传播具有的社会监视功能相契合。

　　当代新闻传播理论认为,新闻传播具有社会监视功能。作为“社会雷达”的新闻传播机构,一方面为政府提供信息支持和决策依据,协助政府维护社会秩序,协调社会行动;另一方面是社会大众的“代言人”,代表民众及时向政府反映社情民意。

　　新乐府运动兴起以前,诗坛虚美之风极为盛行。白居易认为,自《诗经》后,现实主义的诗风在诗坛沉寂已久,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诗作极为匮乏。在他看来,前代诗人借诗文或抒发怀才不遇的抑郁之情,或纵情于山水田园之间,或附庸风雅吟咏风花雪月之物,就连被誉为现实主义大师的杜甫,其反映批判现实社会的诗篇也不过三四十首。因此,白居易积极倡导诗歌“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现实主义诗风。(见《新乐府》五十首序)他的讽喻诗取材十分广泛,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希望他的讽喻诗通过反映人民疾苦,起到“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的社会作用,(见《策林》六十九《采诗》)给最高统治者和当朝权臣以警戒,引起对社会弊端的重视,并采取积极措施予以补救,进而达到“上流下通上下泰”的局面。(见《采诗官》)

　　同当代传播思想相比,白居易的诗歌创作理论更加鲜明地强调诗歌为政治服务的社会功能。笔者认为,作为一个封建文人,白居易希望协助封建王朝维护其统治,固然有其思想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但这种维护绝非盲目地“助纣为虐”,他期望通过对朝廷内上至天子、下至小吏的监督与批判,通过对民情民意的真实反映,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达到政治清明、国家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和谐局面,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其思想的进步性显而易见。

　　二、从传播原则看,白居易的讽喻诗强调真实的审美取向与当代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原则相契合。

　　当代新闻传播理论认为,事实是新闻的本源,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的真实性要求新闻报道的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情、原因)必须真实准确;新闻报道必须公正全面地揭示事物的发展变化以及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做到局部真实和整体真实的统一;新闻报道中的情节描写、人物的语言心理描写不能渲染夸张,不能以想象代替事实等等。

　　白居易所倡导的现实主义诗风要求诗歌创作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因为只有真实,才能有的放矢,才能取信于人,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他坚决反对“夕郎所贺皆德音,春官每奏皆祥瑞”那种只报喜不报忧以蒙蔽君王耳目的诗歌。(见《采诗官》)他在《新乐府五十首序》中就指出其诗篇“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秦中吟十首序》中也说这些诗篇是“一吟悲一事”,“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

　　当然,我们在此所说的真实主要是指诗歌素材的真实。白居易的讽喻诗在遵循基本事实的前提下,也采用了艺术化的处理,使其既真实可信,又具有可读性。

　　三、从传播技巧看,白居易的讽喻诗所采用的表达方式与技巧同当代新闻传播理论对传播效果的要求相契合。

　　当代新闻传播理论认为,新闻作品要想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除了遵循新闻传播真实、迅速、新颖等基本原则外,还应在表达方式和表达技巧上下功夫,力求使文章形象生动、通俗易懂。

　　白居易曾在《与元九书》中对诗歌的本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作了简要的分析论述,并以此作为其诗歌创作的指导思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贤,下至愚呆,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白居易的讽喻诗在表达上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主题明确突出。他的《新乐府》五十首通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方式,每篇题下设小序,标明题旨,篇末通常以简洁有力的议论与题旨相呼应,使读者一目了然。比如,《卖炭翁》是“苦宫市也”,《海漫漫》是“戒求仙也”,《上阳白发人》是“愍怨旷也”,《新丰折臂翁》是“戒边功也”,《太行路》“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红线毯》“忧蚕桑之费也”等。

　　其次,他的讽喻诗以叙事为主,夹叙夹议, 通过选取典型人物和事件,以高度集中化和具体化的手法,塑造的人物形象生动鲜明,情节曲折突出,深刻反映了民众的悲惨境遇和贪官污吏的卑劣行径。比如《缚戎人》讲述了一个没蕃四十年的老边民“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弃儿虚弃捐。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的悲惨遭遇;《红线毯》在细致描绘了手工业者的辛勤劳作和高超技巧后,结尾发表议论,对献媚取宠,谄上欺下的地方官吏予以严厉的斥责:“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第三,白居易非常善于运用强烈的对比手法。比如,《轻肥》一诗在极力描写了权贵们奔赴军中宴的意气之骄和军中宴上山珍海味的奢侈之后,结句指出“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再如《重赋》一诗中前面描写下层百姓因受繁重赋税的盘剥,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后面则极力渲染了统治者的奢靡浪费:“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进入琼林库,岁旧化为尘!”

　　第四,白居易的讽喻诗语言直白,音律自然,便于传诵。比如《杜陵叟》就以农夫之口吻对长吏进行了控诉:“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样平易浅俗的语言便于百姓理解传诵,同时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四、从传播效果看,白居易具有自觉的传播意识,其讽喻诗上至宫廷、下至民间,均获得广泛的传播。

　　白居易是一个具有自觉传播意识的诗人,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理论和实践中,而且体现在他对自己诗文的整理编纂上,这是他的诗作至今仍保存较为完整, 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读张籍古乐府》中写道:“恐君百岁后,灭没人不闻。愿藏中秘书,百代不湮沦。”他生前曾对自己作品进行过多次整理,编纂成集。

　　白居易的讽喻诗不论是在朝野,还是在民间,都获得了极高的传播效果。白居易在其自述中写道:“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口中,每每有咏仆诗者。”

　　白居易一生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等八个朝代,他的讽喻诗,描绘了中唐时期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劳动人民颠沛流离的痛苦生活和悲惨遭遇,揭露了各级统治者对人民穷凶极恶的剥削和压榨,对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予以了激烈的鞭笞和抨击。诗人不畏权贵为民代言的勇气和秉笔直书针砭时弊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值得我们当代每一个新闻工作者敬佩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