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中的爱与恨

白居易《长恨歌》中的爱与恨

　　导语：爱情是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之一，其间表现出的爱情与名份、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呈现出独特的爱情特点。加之作者的生平经历，《长恨歌》同时也传达出他自身的爱恨情愁。一曲爱情悲剧的哀歌，演奏出不同韵味的绵绵长恨，令人不觉为之赞颂、惊叹。

　　无人不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它呼吁出了普天下有情人祈祷眷属的心声。无人不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它道出了李、杨生死别离、相思成恨的无尽悲苦。白居易的代表作《长恨歌》因爱生恨，且长恨绵绵。细讨之，这首悲歌哀叹的爱与恨别有一番滋味，发人深思。

　　一、爱情简介

　　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

　　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起第一部分，叙述安史之乱前，玄宗好色、求色，终于得到了杨氏。杨氏受宠，鸡犬升天。玄宗沉于酒色，不理朝政，酿成了安史之乱。

　　“六军不发无奈何”起为第二部分，具体描述了安史之乱起后，玄宗的仓皇出逃西蜀，引起“六军”驻马要求除去祸国殃民的贵妃。杨氏归阴后，造成玄宗寂寞悲伤和缠绵悱恻的相思。

　　“临邛道士鸿都客”起为第三部分，写玄宗借道士帮助于虚无缥缈的蓬莱仙山中寻到了杨氏的踪影。在仙景中再现了杨氏“带雨梨花”的姿容，并以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

　　二、爱情特点

　　1.爱情与名份、地位

　　白居易《长恨歌》中李、杨的爱情是有名有份的，是封建帝王和妃子之间的爱情，典型的帝王爱情。尤其对杨玉环而言，她位居贵妃，是一代君王的合法妻子。李、杨的爱情描写是白居易《长恨歌》文本中分量最重、最感人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是对杨玉环群压众芳充满魅力的传神描写，而这一描写证实为下文“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作下铺垫，极力渲染了唐玄宗对杨贵妃的痴情挚爱。“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更是对贵为国君却用情专一的赞许，也写出了杨贵妃身为嫔妃的幸运;“姊妹弟兄皆列士”又可以说是唐玄宗爱屋及乌的表现;“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则是对唐玄、杨贵妃二人趣味相投、知音互赏的尽态极妍的吟咏。“所谓‘三千宠爱在一身’，所谓‘度春宵’、‘夜专夜’、‘醉和春’，正是发生在皇宫里的帝妃情爱的特殊印记;所谓‘姊妹弟兄皆列士’，所谓‘不早朝’、‘看不足’正是这对情痴意浓的帝妃沉浸在爱河中的有力佐证。”[1](P35)“君王掩面救不得，会看血泪相和流”真切地传达出玄宗身为一国之君，却无力保护自己心爱的人的内心的苦楚与无奈，可见他对杨贵妃的情之真之切之浓。最终“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将这段真挚、难以割舍的爱情转为连绵无期的长恨。

　　从文本中不难看出，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是发生在深宫六院的皇宫里，极为罕见的真挚感人的帝妃之恋。他们的爱情为历时历代所认同，有夫妻的名份。就杨玉环来说，她在这段爱情中不仅拥有普通妻子的名份与地位，还拥有身为贵妃的荣耀与显赫。

　　2.政治因素对爱情的影响

　　爱情的存在主要取决于男女双方的努力经营、维持、但它同时也受到外界客观因素的作用与影响。其中，政治因素不可小觑，它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有时甚至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决定着爱情的结局。

　　谈及这个，我们都会想到安史之乱对李杨爱情的重大触击。755年，担任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趁唐朝政治腐，内兵力空虚，在范阳发生叛乱，整个大唐王朝遭受了空前绝后的浩劫。如果不是玄宗统治后期“渐肆奢欲，怠政事”且军事举措失当，怎么会发生此番动荡?如果玄宗不宠信陷害忠良功臣、贪赃枉法的杨国忠，又怎会引来高力士与其因权利之争而诱发的诛杨氏一族的预谋?如果不是这一切冲突的蓄积，又怎会招来杨玉环不死则“六军不发”的局面?为了抚恤民心，集结众军，身为国君的唐玄宗只得“无奈何”，只能“掩面救不得，会看血泪相和流。”严峻的政治形势是致使杨玉环死的根本原因，是影响李、杨爱情发展的重大因素，它对李、杨爱情的影响和作用是直接的、显而易见的。

　　三、作者的创作意图

　　1.婉劝帝王

　　历史视野中的李、杨关系是白居易创作其《长恨歌》的基础。文本中作者有意地隐去李杨关系的一些不纯洁部分，对他们的爱情用艺术的手法进行了大肆的铺张渲染，极尽文辞之美，把李、杨故事写成真挚、悱恻的人间悲剧，从具有传奇色彩的帝妃出发，以艺术典型与形象，动之以情，婉劝帝王。

　　“《长恨歌》不是简单地批判、揭露统治者的荒淫无耻，腐朽堕落，而是以帝妃深情之珍贵无可挽回的失去这种切身之痛感染帝王———不取愤激批判，而以深情劝说。换句话来说，如果作者不渲染李、杨深情，《长恨歌》表达政治主题的力度将极有限或难以实现———尤其是臣下对帝王的讽劝。”[2](P178)

　　白居易的《长恨歌》相当有力，也相当成功地描写了李、杨之情。虽然白居易对真实的李、杨感情持有保留态度，却写出了切肤之痛，甚至锥心之痛。“《长恨歌》写至深的真情是实，渲染得美好，生动感人也是实，但目的指向却不在感情本身。”[3](P178)作者这样艺术地美化李杨爱情的有鲜明的意图的：李、杨的爱越是美好，越是真挚，越是深厚，就越珍贵，帝王失去的就越多，唐朝政治危机通过这一个侧面反映出来的后果就愈严重，骄矜懈怠，宠妃荒政就愈不该。反过来说，如果李、杨之间并无真情，安史之乱给予唐玄宗感情上的直接损失不过是抢劫一位无足轻重的女子，没有切肤之痛，锥心之痛，如何达到婉讽目的?讽劝的效果有多大?

　　2.寄托情怀

　　通过写李、杨的爱情，除了起到婉讽、劝诫帝王的作用之外，白居易也是借帝王之事，来抒写一己之情。20世纪80年代，王拾遗考证白居易贞元末在徐州符离曾与一位叫湘灵的女子感情甚笃，但因为封建社会门第等级观念和风尚阻隔，被礼教所限，白居易未能与这位女子眷属，最终忍痛与其分别。因此，《长恨歌》中也寄托着作者的“长恨”。

　　“《长恨歌》凭借古人之灵寄托白居易与湘灵永别的遗恨，表现出它与情人永别离长相思之痛，为自己的不幸爱情写了一首凄婉的哀歌。”[4](P69)有他的《冬至夜怀湘灵》为证“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作者对湘灵姑娘的爱恋是如此刻骨铭心，深爱却无法结合，因此他怀着绵绵的长恨，创作《长恨歌》来写李、杨的爱情，他的痛苦、思考、感伤便抒发了出来，“诗人把明皇与贵妃当作一对普通的生死之恋者来歌颂，这显然寄托了诗人自己的感情，而这感情的酵母，正是湘灵”。[5](P81)从这层意义上讲，白居易描写李、杨爱情的意图之二是以此来抒写自己内心的情感憾事，给予自己对美好感情生活的向往。

　　总之，看待白居易的《长恨歌》，不仅需要我们感性地品读主人公凄婉、缠绵的爱情，也需要理性地体会作者的创作观。